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從南京國民***成立（1927.04.18）到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1937.07.07）之間，一度在形式上實現了“國家統(tǒng)一”，而作為南京國民***基本盤，富庶的東部沿海地區(qū)，在整體上也歸于相對的穩(wěn)定，由此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較快的發(fā)展。因而從1927年到1936的十年時間，被后世稱為民國“黃金十年”。

大部分“民國范兒”的文學和影視作品，都喜歡以這一時期作為歷史背景。在這些小布爾喬亞的濫情之作中，充斥著富家小姐、少爺、闊太驕奢***腐朽墮落的生活場景，很難不讓人產生幻想。不過，當我們拿出國民***的統(tǒng)計資料，用事實說話時，情況就沒有這么美妙了。在民國“黃金十年”中，發(fā)展最為迅速的民族工業(yè)，其實一直處在被帝國主義聯合絞殺的窘境中，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才是真實的“民國范兒”。

如果將新中國成立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8年時間，與所謂的“黃金十年”環(huán)比，不說是吊打，那也得算是碾壓。

在上世紀30年代，發(fā)電量是能源工業(yè)的首要衡量指標。在民國“黃金十年”中，電力是當時發(fā)展最快速的工業(yè)門類。我國發(fā)電總量數據統(tǒng)計，恰好始于民國元年的1912年。但是，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我國的電力工業(yè)一直被外國資本把持著。在北洋時期，上海美商電力公司一家的發(fā)電量，曾經一度超過了我國民族資本電廠的總和。

不過，到南京國民***成立后的1929年，民族資本在電力工業(yè)中的占比已經與外資旗鼓相當，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的1936年，已經上升到56%的占比。然而，在當時我國的電力工業(yè)資本中，絕大部分是民間經營，官方經營的占比微不足道。

民國時代的上海楊樹浦電廠

根據國民***統(tǒng)計，在1930年我國的發(fā)電總量為15.46億千瓦時（不包括日占臺灣地區(qū)，含外資電廠）。而在1931年9月抗戰(zhàn)爆發(fā)后，由于東北地區(qū)被日本侵占，1932年我國的發(fā)電總量（不含日占的東北和臺灣地區(qū)，含外資電廠，下同）下降到了11.95億千瓦時，到1933年恢復至14.12億千瓦時。隨后連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長率，至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的1936年達到17.25億千瓦時。

雖然總體上，在民國“黃金十年”中，我國的電力工業(yè)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但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與同期的列強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1936年，日本的發(fā)電總量（不計侵占的我國東北地區(qū)）達到271.35億千瓦時，是我國（不含日占的東北和臺灣地區(qū)）同期發(fā)電總量的15.73倍。甚至在1937年，日占朝鮮的發(fā)電總量就有26.95億千瓦時，達到了1936年國統(tǒng)區(qū)總和的1.56倍。

民國時代的南京下關電廠

在具體分布上，民國時期我國的電力工業(yè)，集中在東部沿海的江蘇和上海地區(qū)。以1936年為例，江蘇省和上海市有發(fā)電所107所，裝機容量12.57萬千瓦，占全國裝機總容量（不計日占東北和臺灣地區(qū)）的20%，年發(fā)電量達到3.2億千萬時，占全國發(fā)電總量（不計日占東北和臺灣地區(qū)）的18.55%。電力已經普及到市、鎮(zhèn)一級，很多地方小工場已經用上電動馬達。而與此同時，在西南和西北各省，僅有少量小型發(fā)電廠勉強供給大城市的照明。

實際上，民國的電力工業(yè)發(fā)展，除了地方軍閥造槍造炮的配套外，其余則是民族工業(yè)為了滿足自身發(fā)展需求，而進行的相應配套建設。電力作為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本來應該由***牽頭進行。然而，南京國民***在民生領域從來就沒有過像樣的動作。

日本在殖民朝鮮期間建設的赴戰(zhàn)江水電站

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后，當年日本的發(fā)電總量為302.45億千瓦時，僅僅與前一年的環(huán)比增量就有31.10億千瓦時，直接超過了同期我國（不含日占的東北和臺灣地區(qū)）的總和。作為對比，真正的老牌強國美國，在1936年時的凈發(fā)電量就達到了2331.46億千瓦時，是同期日本的8.59倍。

非常諷刺的是，在國民***的統(tǒng)計數據中，民國年間我國的發(fā)電總量巔峰是1942年的52.02億千瓦時，但是這個數據算上了日占的東北和臺灣地區(qū)。而當年國統(tǒng)區(qū)的發(fā)電總量，在算上企業(yè)自備發(fā)電量后，只有1.51億千瓦時，還不到戰(zhàn)前的一個零頭。更為諷刺的是，在抗戰(zhàn)勝利后，通過接收日偽遺留設備，我國發(fā)電量的增長竟然比抗戰(zhàn)爆發(fā)前翻了三番有余。

一五時期156項重點工程之一的太原熱電廠

不過，經過3年解放戰(zhàn)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的發(fā)電總量（不計臺灣地區(qū)，下同）跌落到43.10億千瓦時。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爛攤子，經過兩年的恢復，到1951年底全國總發(fā)電量就達到了57.00億千瓦時，直接打破了民國年間的最高記錄。

在1952年底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時，全國總發(fā)電量就達到了73.00億千瓦時。到了1957年底，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全國發(fā)電總量達到了193.00億千瓦時。而到了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之際，我國的全國發(fā)電總量達到423.00億千瓦時，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的最高年發(fā)電量（376.59億千瓦時，1941年）。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156項重點工程”中，電力工業(yè)相關的有25項，其中電力設備制造7項，發(fā)電廠與熱電廠18項，分布在14個省份的20個城市。民國整整22年的建設，與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相比，連提鞋都不配。

民國時期，中國實際上還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殖民地的一大特征，是作為原料產地的同時，也會成為帝國主義工業(yè)制成品的傾銷地。眾所周知，民國最大的商品出口項目，就是各類礦產資源。

民國時期的開灤煤礦

我國是個煤炭資源大國，民國時代煤礦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孕育了我國最早的產業(yè)工人群體，以安源、開灤等為代表的礦業(yè)企業(yè)，具有光榮革命傳統(tǒng)。

在民國時代，我國煤礦大部分為外資所壟斷。根據1935年國民***的統(tǒng)計數據，不含日占臺灣地區(qū)，包括日占的東北地區(qū)在內，我國的煤礦資本總額為2.24億元（以1935年法幣計）左右，其中國營和民族資本約1.09億元（占比48.22%），其余的51.78%實際為外資控制，包括日本獨資0.262億元、中日合資0.300億元、中英合資0.314億元、中德合資0.045億元、中蘇合資0.240億元。

從煤炭量上看，在1927年至1936年間，總的產量呈現增長的態(tài)勢。其中，1927年的全國煤炭產量（不含日占臺灣地區(qū)）為2417萬噸，到1931年時增加到2723.6萬噸。但是，在1931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東北四省（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被占領后，占當時全國產量40%的煤炭被日本掠奪。

而在國民***的統(tǒng)計資料中，在1931年東北淪陷后，東北地區(qū)的煤礦產量居然還在被納入全國統(tǒng)計。結果，表面看來1932年全國煤炭產量（不含日占臺灣地區(qū)）為2683萬噸，1933年為2836萬噸，1934年為3934萬噸，似乎還在維持增長。直到1937年因為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銳減至3691萬噸。然而，在1932年至1936年間增產的煤炭幾乎全部來自日占的東北地區(qū)和英國資本控制下的開灤、焦作等煤礦，國統(tǒng)區(qū)的民族資本幾乎沒有進賬。

更令人無語的是，在民國“黃金十年”期間，我國的煤炭其實是可以自給的，而且每年還能出口約350萬噸。但是與此同時，每年卻需要從國外進口加工后的工業(yè)燃煤200萬噸。通俗的點將，就是我們低價向國外出口原煤，然后高價買回別人加工的煤球。嗯，倒騰“洋貨”的買辦真是太“滋潤”了。

民國時代的江西贛州的西華山鎢礦

在民國時代，有色金屬礦石是我國重要的出口商品，包括金、銀、銅、鉛、鎢、錫、銻、錳、鉬、鉍等種類。當時我國的有色金屬礦場，多為民間資本募集和地方***經營，多為土法開采，規(guī)模小、技術落后、產量少。直到1931年南京國民***頒布《礦業(yè)法》后，礦產由各地***“招商承辦”、實施專營，才算是收歸國有。然而，所謂“專營”名不副實，最后盆滿缽滿是買辦財閥，倒是黑市貿易倒是空前的繁榮起來。

我國的有色金屬開采與出口數量，在“黃金十年”期間，居然呈現連年下跌的趨勢。其中，鋅礦產量在1929年尚有約900噸，到1933年下降至500噸；錳礦產量在1929年還有約3000噸，到了1933年反而不足500噸；最搶手的鎢砂，在1928年的出口量為約6100噸，到了1932年斷崖式的下跌至約1700噸，直到1935年才恢復到約3700噸；戰(zhàn)略資源銻礦的出口，在1928年有約9800噸，到1931年下降到約5200噸，直到1936年才恢復到約8600噸。這固然與1929年至1933年西方國家的大蕭條有一定關系，但更多的還是蔣記騷操作導致的行業(yè)凋敝。

在全面戰(zhàn)爭迫在眉睫的1936年，南京國民***資源委員會才設立鎢業(yè)管理處和銻業(yè)管理處，將全力收回中央。雖然，在全面抗戰(zhàn)初期，通過出口鎢、錳、銻礦產品，國民***換回大量的軍事物資。然而，以國民***的微操水平，這些寶貴的物資，大部分都被用來資敵了。

1955年9月20日鶴崗興安臺東山豎井建成移交

作為對比，選取新中國成立之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到第一個一五計劃完成的時間段，以煤礦和有色金屬標作為參照，會看到這樣的一組數據：

結果，僅僅是三年國民經濟恢復取得的成就，就已經超越了民國“黃金十年”。接下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比起民國的22年，更是翻了兩倍有余。其中，隨著“156個重點項目”到來的廠礦功不可沒。在實際完成的150個項目中，就有石油工業(yè)類2項、煤炭類25項和有色金屬類13項，分布在11個省份的27個城市。

梳理民國年間的鋼鐵工業(yè)，絕對是給自己添堵的行為。因為你會震驚地發(fā)現，民國的鋼鐵產量，竟然不如北洋時期，甚至還不如大清末年。

民國年代的鋼鐵生產，主力是地方軍閥實力派和民間豪紳的投資，國民***自始至終不說是毫無建樹，也就是不聞不問。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因為歐洲鋼鐵價格上漲，地方民族資本相繼在開辦上海和興鐵廠、邯鄲六河溝揚子鐵廠、山西陽泉鐵廠和北平石景山鐵廠。然而因為設備均須進口，等到投產時一戰(zhàn)已經結束。在隨后的蕭條中，國內鐵廠大多停產。到了民國“黃金十年”期間，上述“老牌”企業(yè)，只剩下六河溝揚子鐵廠和山西陽泉鐵廠還在生產。

日本資本開設的本溪湖煤鐵公司鋼廠

1927年，我國的鋼鐵總產量為生鐵44.11萬噸、鋼3萬噸。其中，生鐵主要來自遼寧鞍山和本溪。然而，這兩家鋼廠在當時均被日本控制。可笑的是，此前我國生鐵的最高年產量是1919年的44.66萬噸，鋼產量是1921年的7.68萬噸。在1919年我國生鐵產量達到歷史時，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廠——自大清的遺產漢冶萍廠（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xiāng)煤礦）——創(chuàng)造了16.61萬噸的歷史最高年產記錄。

然而早在1913年時，日本資本已經實際控制了漢冶萍廠。而漢陽鐵廠最終在1925年倒閉。雖然，在1928年時民國***收回了萍鄉(xiāng)煤礦和大冶鐵礦，但是后者的生產居然是為了償還日本借款的債務！北洋***年間的下跌趨勢，到了南京國民***時期并未有多少改觀。

比如前文提到的，在民國時期規(guī)模較大的六河溝揚子鐵廠，年產生鐵不過11000噸左右，在1935年至1936年的最高記錄不過年產15000噸，遠沒有達到設計指標。而陽泉鐵廠在1928年至1931年間，年產生鐵4000至5000噸，之后斷崖式下跌，到1936年僅恢復到年產3600余噸。

民國年間的漢陽鐵廠

在1930年時，我國鋼產量腰斬到1.5萬噸，之后好不容易在1934年創(chuàng)造了“黃金十年”中的最高記錄5萬噸，然而還是還不如北洋***時期！更糟糕的是，在一戰(zhàn)結束后，冶金技術發(fā)生了巨大的進步，在兵器制造領域合金鋼迅速取代了碳素鋼。這使得民國繼承自大清的鋼鐵工業(yè)迅速落伍，形成了“造不如買”的局面。

國民***兵工署的統(tǒng)計資料印證了這個結論。河南鞏縣兵工廠1935年1月的報告顯示：“槍管鋼17158.1公斤，來自德奧，槍件鋼20867.3公斤，來自德奧，熟鐵3446.1公斤，來自德英奧，無煙藥3922.16公斤，來自德美奧。其他金屬，包括鉛銅和所有鋼料，油料及化學品，大多進口自外國。”

龍煙鐵礦公司石景山鐵廠

要指望民國自己煉鋼是不可能了，只能給列強賣鐵礦，然后進口鋼鐵玩玩了。然而，彼時國內的鐵礦，大頭被外國資本把持，少數為民族資本控制的，多是土法開采，上不得臺面的。其中，規(guī)模最大的華資礦場，是安徽當涂鐵礦和察哈爾龍煙鐵礦。不過，其中的龍煙鐵礦長期閑置，而當涂鐵礦在1929年創(chuàng)下年礦石開采量180萬噸的記錄后，因為西方國家的大蕭條，而瞬間跌落谷底。直到1936年才恢復到29萬噸。

民國時代，日本資本一直在打壓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工業(yè)。顧及面子的時候，通過投資和貸款，圖窮匕見的時候直接明搶。到1936年時，日本已經控制了我國鐵礦總產量的99.2%和生鐵產量的96.8%（含東北地區(qū)，不含臺灣省）。

還有這樣一個笑話：在國民***1947年出版的經濟統(tǒng)計年鑒中，1935年的全國生鐵和鋼產量突然暴增到25.7萬噸，兩年后翻倍到55.6萬噸！仔細一看，哦，原來是日本人在偽滿的鞍山鋼鐵廠投產了。而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的時候，通過接收的日偽企業(yè)獲得的鋼鐵產能，居然是國統(tǒng)區(qū)自民國成立以來33年積累的10倍還多。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正在建設的包頭鋼鐵廠

相比而言，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當年全國粗鋼產量（不含臺灣省，下同）為15.8萬噸。僅僅一年以后，就恢復到61萬噸。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粗鋼產量達到134.9萬噸。在1957年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粗鋼產量達到了535萬噸，在1958年增長至800萬噸，到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時增長至1122萬噸。

作為對比，在1937年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時，粗鋼年產量是580萬噸，在1943年創(chuàng)下的戰(zhàn)時最高峰不過765萬噸。如此對比之下，民國還有地自容嗎？

民國時期，民族工業(yè)的最大成就來自于重化工領域。被錄入人教版初中歷史和化學課本上的“侯氏制堿法”就是其中之一。重化學工業(yè)又被稱為基礎化學工業(yè)，是重工業(yè)的主要門類之一，主要的產品是無機酸、堿、鹽。比如人民群眾俗稱“三酸兩堿”的***、鹽酸、硝酸、燒堿和純堿，就是重化工的主要產品。而化肥也是重化工的拳頭產品之一。

我國的重化工的起步，在重工業(yè)門類是最晚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才初現苗頭。不可否認，我國重化工的萌芽階段，正是1927年至1936年的民國“黃金十年”。著名愛國實業(yè)家范旭東和吳蘊初先生，以及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原化學工業(yè)部副部長的侯德榜同志，就是當時我國基礎化學工業(yè)的開路先鋒。

天津塘沽的永利堿廠

不過，在整個民國“黃金十年”中，我國的重化工除了少數兵工廠配套外，絕大部分來自民間投資，南京國民***的貢獻就是毫無作為。在制酸工業(yè)方面，直到1936年，我國自產的“三酸”合計也不過萬噸出頭，為了滿足國內生產需要，還需要每年從國外進口1600噸。在制堿工業(yè)方面，雖然有了“侯氏制堿法”打破西方壟斷，甚至還能對外出口純堿（Na2CO3），但是燒堿（NaOH）的產量不足以自給，依然需要從國外進口。

對于農業(yè)生產至關重要的環(huán)肥工業(yè)，倒是在民國“黃金十年”中打破了空白，然而結局卻無比的悲壯。根據1930年代民國海關總署的統(tǒng)計，我國每年進口化肥約1.2萬噸，價值1300萬關兩（以白銀計價）。著名愛國實業(yè)家范旭東先生，在1933年投資800萬元，于南京浦口卸甲甸建設亞***鹽化肥廠，日產能達到亞***鹽化肥120噸、硝酸40噸。然而，工廠直到1937年2月才投產，之后在淞滬會戰(zhàn)中被日軍空襲炸毀。直到抗戰(zhàn)勝利，接收了日遺資產后，我國才再次擁有了自產化肥的能力。

一五時期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的太原化肥廠

在重化工方面的突破，還得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比如“三酸”中的***和鹽酸是鋼鐵的聯合產品，當新中國的鋼鐵產量突飛猛進的時候就直接碾壓了民國時代。而硝酸、制堿和化肥工業(yè)，直接與合成氨相掛鉤。在一五計劃期間“156個重點項目”中的吉林氮肥廠和太原氮肥廠，使用了從蘇聯引進的50kT/a合成氨裝置，兩個廠的年產能就完爆***在大陸的38年總和。而1956年四川化工廠吸收引進的蘇聯技術，自行設計建造了75kT/a的合成氨裝置，實現了自主配套。1958年，根據川化的經驗，化工部氮肥設計院完成了以無煙煤為原料的50kT/a合成氨裝置，隨后就在上海吳涇、浙江衢州和廣東廣州建成了自主的中型氮肥生產線。

碳酸氫銨化肥是五小工業(yè)的代表產品

年紀大一點的朋友可能還記得，在發(fā)展地方“五小工業(yè)”的熱潮中，在市、縣級曾經大片上馬的“小化肥”——合成碳酸氫銨生產線——遠遠就能聞見一種不可名狀的怪味。而這個曾經為我國糧食增產立下汗馬功勞“小明發(fā)”，就是侯德榜同志的在1957年親赴上海化工研究院領銜帶隊的成果。

重化工是個很好的例子。有很多愛國實業(yè)家，在民國年間的拼搏，最終都淪為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少人甚至壯志未酬身先死。在1930年代叱咤上海灘的巨賈們，像盛丕華、胡厥文、蕢廷芳、郭棣活、劉鴻生、劉靖基等等，都是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得以一展宏圖的。

輕工業(yè)的發(fā)展成就，是所謂民國“黃金十年”最值得稱道地方。就算是這點“蓋面菜”，說起來也是一把辛酸淚。民國時期的輕工業(yè)發(fā)展，其實局限在了棉紡織、機制面粉、卷煙、繅絲和火柴五大類上，特征是技術含量低、工藝落后、產能小、產品種類單調，面對外資傾銷時，幾乎沒有抵抗能力。

民國時代的上海新申第一紡織廠

棉紡織在當時是全球輕工業(yè)界的扛把子，也是民國時期我國民族工業(yè)的主陣地。在1925年后，我國棉紡織業(yè)迎來了一個發(fā)展的***。在1927年，全國已經建有紗廠119家，形成了巨大的產業(yè)工人群體，特孕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堅力量。

然而，在1931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由于東北淪陷和經濟危機，我國的棉紡織業(yè)陷入困頓。到1933年后，華資紗廠的建設停滯，改組、轉租、出售頻繁。而到了1935年6月，全國的華資紗廠僅存59家，其中完全停產的就有24家。直到1936年因為農村形式好轉，國內市場購買力增強，使得棉紡織業(yè)出現復蘇跡象。可是，隨之而來的全面抗戰(zhàn)徹底打斷了這一進程。

在民國年間，棉紡工業(yè)領域的外國資本，對民族資本的打壓是極為瘋狂的，特別是其中的日本資本。實際上，無論是在產能還是產量上，“黃金十年”期間外資的增長速度都是高于民族資本的。因此，短暫的表面繁榮背后，是我國國民經濟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

始建于民國二年的大同面粉廠

機制面粉在民國年間，是僅次于棉紡織的第二大工業(yè)。在1931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全國（不含臺灣省）共有面粉廠157家，其中民族資本148家，外資9家（主要是日資）。而民族資本掌握的工廠中，有64家在東北地區(qū)、40家在江蘇省（含上海市）、16家在山東省、13家在河北省、10家在湖北省、7家在河南省，其余分布在山西、安徽、湖南省。

然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使得我國直接失去了40%的機制面粉工廠。在東北淪陷后，原本由華北銷往東北的面粉需要征稅，而從東北銷往關內的日資面粉反而是免稅的，嚴重擠壓了民族產業(yè)的市場。與此同時，歐美國家又乘機向我國傾銷面粉，這進一步加劇了困難。

在東北淪陷后，國內最大的機制面粉產地變成了江蘇，這是***的基本盤。所以在1933年國民***修訂關稅稅則后，又在1935年實施出口面粉（包括銷往東北地區(qū)的）退稅，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局面。

根據國民***1947年的經濟統(tǒng)計資料，到1936年底，國內機制面粉企業(yè)總共152家，其中在日占的東北地區(qū)有53家，在上海與江蘇地區(qū)只有31家。按照這個數據，全國產能的三分之一居然在資敵，這真是恬不知恥了。

民國時期最暢銷的卷煙都是洋品牌

民國的輕工業(yè)產值中排位第三的卷煙工業(yè)，全部為外資所壟斷和操縱。當時，全國在卷煙行業(yè)從業(yè)的有8萬余人，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區(qū)域。然而，1927年時上海有卷煙廠128家，之后逐年遞減，到1936年時僅剩44家。當時的卷煙界的“八大公司”全部是外國資本開設，其中以美國所占的比例最大，壟斷了中高檔市場。到1935年時，外資香煙的市場占比達到了58%以上。

大家在民國北京的電影和電視劇里，經常看到的幾種香煙品牌中，哈德門、大前門、三炮臺和仙女都是英美煙草公司出品的，老刀是英國惠爾斯公司出品的，銷量排名前七的只有美麗牌和三貓牌是國貨。

民國年間的上海華豐絲廠車間

機器繅絲在當時是我國的重要出口產業(yè)。在一戰(zhàn)結束后歐美絲織產業(yè)恢復，而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導致日本產能銳減，我國的繅絲工業(yè)在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間發(fā)展迅速。其中，1929年的繅絲產量達到民國年間之最，產量總計165511公擔，其中機制產品89370公擔（占比58%）。而當年全國（不含臺灣省）共有絲廠360家，絲車12萬部。

然而，隨著西方世界的經濟大蕭條來臨，加上日本的產能的恢復和技術革新以及人造絲技術的發(fā)展，我國的繅絲產業(yè)迅速衰敗。到1931年全國的絲廠銳減到149家，1932年繼續(xù)銳減到105家。直到1935年6月以后，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大量絲織品廠復工，我國的繅絲產業(yè)才稍有起色。可是，隨之而來的日本全面侵華對我國的繅絲產業(yè)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民國“黃金十年”中繅絲工業(yè)的凋敝，壓力從城市傳遞到了農村，打垮民族資產階級后，又波及到農民的頭上。人民文學家茅盾同志創(chuàng)作的農村三部曲中，于1932年8月完稿的《春蠶》一篇，就是當時的歷史背景的真實寫照。

民族實業(yè)家劉鴻生在蘇州創(chuàng)建的鴻生火柴廠

在舊社會，火柴又被稱為“洋火”。倒不是說當時我國造不出來，而是因為外資傾銷太過厲害。其實，火柴在民國時代的“工業(yè)成就”中排行第五。在“黃金十年”開始的1928年，我國有火柴廠180家，資產達到2400余萬元（法幣）。然而，因為國貨的工藝差、質量不佳、產能不穩(wěn)，缺乏市場競爭力，而外資乘機大肆傾銷，一度霸占了大半市場。

很少人知道的是，當時向我國傾銷火柴的大頭，不是美英日，而是遠在北歐的瑞典。根據國民***的報告，在1929年下半年，我國東北的火柴廠全軍盡沒，廣東倒閉過半，蘇浙皖亦被殃及。火又燒到了***的大本營，國民***在1930年將進口火柴的關稅增加到40%之后，各地華商紛紛組織聯營聯銷。到1936年，國貨在火柴領域總算實現了大廠扭虧為盈。但是，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時，全國火柴廠僅有75家，而其中66家還是1933年之前開設辦的。

事實證明，所謂在“黃金十年”中，以輕工業(yè)為代表的民族工業(yè)得到了較大的發(fā)展的說法，其實并不盡然。實際上，因為關稅***的喪失以及1931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東北地區(qū)的淪陷，民族工業(yè)短暫的春天旋即消逝。那些在當時秉持實業(yè)救國理想的企業(yè)家們，大部分最終還是倒在了帝國主義的絞索中。

在民國初年，我國水泥全靠從國外進口，因此在當時被稱為“洋灰”。根據國民***的《海關貿易冊》統(tǒng)計，在1928年至1930年間，我國進口水泥的總額達到了994.73萬兩（以白銀計價），而且呈現歷年遞增的態(tài)勢。

而巨大的市場需求使得不少民族資本在這一時期進入了建材市場。僅在民國的“黃金十年”期間，有我國民族資本投資建設的大中型水泥廠就有四座，包括廣東西村士敏土廠（1928年建成）、山西太原西北洋灰廠（1934年建成）、南京棲霞山江南水泥廠（1935年建成）和四川重慶的四川水泥廠（1936年建成）。

位于南京棲霞山的江南水泥廠

當時的中國海關被西方列強把持，面對外國商品的傾銷，民族工業(yè)的生存環(huán)境是極為惡劣的。比如當時日本向我國傾銷的水泥，價格只有國貨的三分之二。當時國內最大的啟新（河北唐山）、上海、中國（江蘇南京）、江南四家華資水泥廠，先后在1925年、1931年和1936年實行了三次聯營，通過分劃銷售區(qū)域、共同議定銷售價格和數量等方式，抵御外資的進攻。

而上海、中國、江南幾個大廠，背后都是江浙地區(qū)的財閥資本，都是***的基本盤，所以這一次總統(tǒng)府里的高官們坐不住了。1934年7月，南京國民***實施了新的進口稅則，將進口水泥的稅率調高到每金單位100公斤8角3分，

使得“洋灰”的進口數量大減，國貨銷量大增。反過來又促進了華資增大設備的進口、擴充產能。到了1937年時，我國的水泥產聯達到了735萬桶，約合125萬噸，不僅滿足了國內所需，還行銷南洋一帶。

位于山西太原的西北洋灰廠

水泥工業(yè)成為了民國時代民族工業(yè)最亮眼的成績，但是僅有的成績還是建立在進口生產設備的基礎上的。而且，當時我國生產的水泥種類和標號與國外相比，還存在著不少的空缺。

然而，就是這最后僅有的榮光也沒維持太久。隨著全面抗戰(zhàn)的爆發(fā)，沿海的民族工業(yè)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而在抗戰(zhàn)勝利后，雖然通過接收日偽工業(yè)企業(yè)有了一定的恢復，但是很快在國民經濟崩潰的大潮中再次撲街。在經過8年全面抗戰(zhàn)的烽火和3年解放戰(zhàn)爭的洗禮，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除臺灣外的大陸地區(qū)，只有14家水泥廠還能維持生產，年產能不足300萬噸，實際生產只有66萬噸。

為配合一五計劃實施建設的永登水泥廠

在新中國成立后，經過3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后，到1952年年底，有18個大中型水泥廠恢復生產，年產量達到286萬噸，超過了民國時期的最高峰。

為了配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自1953年開始，我國相繼從民主德國、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引進了成套的水泥生產線，在山西大同、甘肅永登、云南昆明、四川江油、陜西耀縣、安徽巢湖、浙江江山、貴州貴陽、江西廬山和廣西柳州建設了10個大型現代化水泥廠。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我國的水泥年產量達到685萬噸。

1958年，我國首個完全自主設計、自行建造設備、自行安裝調試的水泥廠——湖南湘鄉(xiāng)水泥廠——開工建設，開創(chuàng)了自力更生建設大中型水泥廠的歷史，是采用國產設備建設濕法回轉窯廠的里程碑。事實證明，只有在人民當家做主的新時代，民族工業(yè)才能發(fā)展壯大。

我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出現與清朝末期，到全面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經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始于清末洋務運動，終到清朝的滅亡，以官辦的現代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發(fā)端為特征；第二個階段，橫貫整個北洋***時期，特點是民族資產階級私營產業(yè)的興起；第三階段，涵蓋南京國民***時期，特點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擴展到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

實事求是的講，到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的1936年，我國的各項經濟指標達到近代史上的巔峰，也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巔峰。然而，一個殘酷的現實是，當時我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國資本處于壟斷的地位。在基礎工業(yè)中，外國資本控制了全國發(fā)電量的55%、生鐵產量的95%、鋼產量的83%、機械采煤量的66%；在輕工業(yè)中，居于首位的棉紡織業(yè)，外資占據了半壁江山。經過民國“黃金十年”，我國的殖民化程度反而大幅加深。

另一個事實是，在1936年的全國資本比重中，國有資產占24%，私人資產占76%，在民國“黃金十年”中得到發(fā)展壯大的是私人資本。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我國的工礦業(yè)資本總額約為13.76億元（法幣，后同），其中私人資本11.7億元（占比85%），而國家資本僅有2億元（占比15%）。而金融資本中，國家資本約為1.70億元，包括私有銀行、私有錢莊和私營保險在內的私人資本合計3.06億元，是國家資本的1.8倍。而且，當時私營金融資本，大部分把持在江浙地區(qū)的財閥手中。這些財閥集團的實質是買辦，同時又是南京國民***的后臺，可想而知當時的民族工業(yè)面臨的困境。

而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除已經被日本侵占的東北四省和臺灣地區(qū)之外，我國其余地區(qū)處于軍閥割據的狀態(tài)。在1928年南京國民***成立時，能完全控制的地區(qū)只有安徽、江蘇、浙江和江西（蘇區(qū)除外）四個省。而經過軍閥混戰(zhàn)，到1936年時，又控制了河南、湖北、貴州、福建和廣東五個省。而在其余地區(qū)中，在河北、山東、四川、湖南、陜西大部和甘肅一部（蘇區(qū)除外），南京國民***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不能完全控制。而山西、廣西、云南、寧夏、青海等地，只是在名義上聽命于南京國民***。而對于蒙古地方、新疆和***地方，則是鞭長莫及。實際上，民國到1937年連內地十八省都管不完。

如此一來，所謂的民國“黃金十年”的紅利，主要覆蓋的只是民國江南地區(qū)的基本盤而已。由此來看，民國那點東西，是要數量沒數量，要質量沒質量。因此不難理解，在新中國成立后，僅僅是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成果，就已經碾壓了從北洋到“蔣記”的整個民國時代。至于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是天頂星級別的存在了。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工業(yè)史》、《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國民經濟史》、《中國近代經濟史統(tǒng)計資料選編》、《中華民國史》等資料，參照臺灣“國史館”公開的統(tǒng)計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