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高宇婷蔣子文實習生楊娜特約評論員柳早

11月18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辛德勇在其個人微信公眾號上發表《<文史哲>這是要幹什麼？》一文稱，學術期刊《文史哲》新近一期一篇文章的摘要提到，“辛德勇《制造漢武帝》認為，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漢武故事》，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本文對此有所質疑。”

辛德勇在文章中對此予以反駁，自己的《制造漢武帝》一書中并沒有表達司馬光“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刻意“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意思。

11月18日，澎湃新聞查詢發現，上述爭議論文題為《司馬光的學術邏輯與唐宋時人對漢武帝的看法：讀<制造漢武帝>》，刊于2021年11月5日出版的《文史哲》第6期。目前，該論文仍可在《文史哲》網站搜索可見。

該論文中，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鵠寫道：“辛德勇先生于2014年在《清華大學學報》發表長文《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認為司馬光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在《資治通鑒》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漢武故事》，塑造出了不符合史實的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其后該文于201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2018年再版），題為《制造漢武帝———由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資治通鑒>的歷史構建》。”

基于上述判斷，該論文提出質疑：“首先，《通鑒》相關部分，完成于王安石變法之前。其次，辛氏（即辛德勇）對《漢書》的認識，有偏頗之嫌。其三，武帝末年悔過，是唐宋時人的普遍看法。其四，辛氏所舉司馬光觀點前后變化兩例，均不能成立。其五，《通鑒》中漢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源自《漢武故事》，并非無可爭議的定論，而辛氏對呂祖謙《大事記》、王益之《西漢年紀》及王祎《大事記續編》的解讀，均有商榷的余地。”

《文史哲》2021年第6期刊載的論文《司馬光的學術邏輯與唐宋時人對漢武帝的看法：讀<制造漢武帝>》（截圖）

辛德勇并不認可林鵠上述論文中對于自己觀點的總結，他在微信公眾號文章中解釋稱：“《制造漢武帝》中雖然提到了‘司馬光在陳請廢除王安石新法時，亦曾舉述漢昭帝即位后較諸武帝改弦更張的舉措’云云的話，但這只是用于說明司馬光對待漢武帝暴虐子民行為的態度，而這同司馬光‘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刻意‘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兒。”

他在文章中強調，“須知不管是司馬光，還是王安石，他們的治國理念以及二人之間在這方面的對立，都不是從王安石具體推行新法也就是所謂‘變法’那一刻才驟然產生的，而是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就已經形成，至王安石‘變法’之后也一直維持，所以我才會舉述王安石‘變法’之后的史事來說明司馬光的政治態度，這同所謂司馬光‘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刻意‘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碼子事兒！”

他對刊發了上述論文的《文史哲》期刊斥責稱，“《文史哲》編輯部采納的這篇東西，所論純屬無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實，強行捏造一個觀點硬把它栽在我的頭上，然后再對其恣意撻伐。”

11月18日，辛德勇在其個人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文史哲>這是要幹什麼？》（截圖）

對于辛德勇質疑一事，《文史哲》編輯部工作人員18日在回應澎湃新聞時稱，（論文）作者在平臺發布論文，論文中的觀點僅代表作者，與平臺觀點無直接聯系，作者有發表文章的權利。

該工作人員還表示，每一篇論文在發表之前都是經過嚴格的三審三校，論文發表完全合規，我們沒有辦法要求每一篇作文作者和讀者觀點一樣，（每）一位讀者讀一篇文章有他自己的看法，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文史哲》創刊于1951年5月1日，是一份反映中國大陸大學文科學術水準的老牌期刊，在海內外人文學界卓有聲望。

澎湃評論

學術討論不該變成意氣之爭

學術討論其實是學術圈很常見的現象，是一種正常的觀點交流，是思想市場最重要的產出之一。如何對待學術討論，關乎學術生態和學術發展。但也不可否認，學術討論常常可能擦槍走火、劍走偏鋒，成為溢出學術圈的公共事件。在《文史哲》的論文公開后，辛德勇在自己的公號里發了一篇《<文史哲>這是要干什么》，言辭激烈地反駁，并認為這是“歪曲”“栽贓”“攻擊”，并質問“《文史哲》（或者說躲在《文史哲》背后的那些人）這是要干什么”。文史哲雜志公眾號在全文刊載這篇文章后，也在評論區選出了“老虎***摸不得，一碰就蹦三尺高”“這位辛老師，脾氣大于能力了”之類的評論。學術討論儼然有變成意氣之爭的架勢，似乎還有陰謀論的味道，學界爭鳴開始進入公共視野。其實，把兩方觀點都擺出來，談不上對錯分明。林文批駁的“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漢武故事》，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這個說法對不對還有待商榷，但林文“唐宋時代的普遍看法與不變的司馬光”、“司馬光采信《漢武故事》的原因”等說法，確實有學術討論的價值，并不涉及私人領域。當然，更嚴謹的判斷還有待學術界來作出，從公共層面來說，則是我們如何看待學術討論的問題。其實，否定、推翻、批判本就是學術生產的原動力，辛德勇所著《制造漢武帝》，緣起也是為了反駁另一位北大學者田余慶的觀點。中止討論，其實就中止了學術研究的生命，學術進步也就無從談起了。為了建設生態健康的學術界，我們既要尊重“標準答案”，也要尊重“一家之言”。發表論文的根本目的，依然是“啟發”更深入的研究，指望觀點一出、廓清雜音，這恐怕是十分罕見的學術幸事，多少年碰不上一回。所以說，學術討論不該害怕批評。那些我們所熟知和崇拜的大師，其實在某一問題上也無法完全避免被學術界批評，從魯迅到胡適，從陳寅恪到錢鐘書，再到錢穆的“文化保守主義”、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從來不乏質疑者、批評者。但這不會影響他們的學術地位和聲望，學者的價值從來不是“答案有多準”，而是“啟發有多大”。所以，當事人也好，旁觀者也好，不妨就事論事，多從學術研究的層面考慮問題，而不要過多糾纏于個人的私德、刊發文章的動機，不要搞成意氣之爭。名氣再大、地位再高的學者也是人，都有自己的脾氣性格，但只要尊重基本的學術規范，愿意在平等語境下客觀地討論、交流，就沒什么問題。期刊選發某篇文章，也不代表就是在“站隊”。至于觀點經不經得起推敲，學術界那么多雙眼睛，自有分辨能力。本期編輯鄒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