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一個叫阮一峰的青年在查閱國家標準的過程中，“無意發現”兩個國家標準：《本人成分代碼》、《家庭出身代碼》。
《家庭出身代碼》如下：
工人1；社員2；農民3；雇農4；貧農5；下中農6；中農7；上中農8；富裕中農9；干部10；革命軍人11；革命烈士12；職員14；城市貧民15；自由職業16；店員17；小手工業者18；小商販19；商人20；小業主21；游民22；資本家23；房屋出租25；小土地出租26；地主28；富農29；富農兼工商業30；地主兼工商業31；職員兼地主32；破落地主（破產地主）34；管公堂35；舊職員41；舊軍官42；舊軍人43；舊官吏44；華僑手工業46；牧民50；奴隸52；農奴53；領主54；土司58；土司頭59；百戶60；千戶61；其他99。
這個標準號為GB4765-84的國家標準，規定了家庭出身的代碼，適用于人事檔案管理、社會調查、***戶籍管理等工作。它產生于1984年。當時，隨著人事管理從手工向計算機過渡，急需形成資源共享網絡。而“家庭出身”，是人事管理信息系統指標里的重要一項。
該標準解釋，“家庭出身”系指本人取得獨立經濟地位前或參加革命工作時的家庭階級成分。通俗的理解就是，父輩的“階級成分”，即是你的“家庭出身”。
劃分階級，明確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這樣一種論點，始于1927年。這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研究出的結論。
1927年，國共分裂，***被***瘋狂鎮壓，而此時，大批知識分子黨員***。黨內領導層認為，知識分子在危難關頭容易動搖，究其根源，即是他們所受的敵對階級的思想影響，以及他們與舊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系。而與此同時，農民出身的黨員，普遍具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忠誠度高，革命徹底性強。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城市人口也被定為各種不同的階級成分。至此，全國所有的人，開始擁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身份標簽：階級成分。
“黑老鴉生的白蛋，孵出來的還是黑老鴉。”這是1947年***晉綏分局領導用的比喻。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劃分農村的階級成分，一般均需追查其前兩代、三代的經濟狀況。有的甚至要從乾隆年間和同治年間所立的碑文去查證。土改工作隊認為，那些已經破落的人，也不能輕易放過，因為“他們前兩輩子壓迫人，好活了，這輩子不給他們黏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們”。
盡管如此，在解放初的幾年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輕一代，并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他們入團、入黨，“絲毫沒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
不過，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很久。
據開封育才中學高59屆的學生袁劍平回憶，當年200余同屆考生，除了不愿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學，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后來得知，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政治審查的依據，并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系尤其是港澳臺關系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
當時這樣做的，不是開封育才中學一家，也非河南一省。1958年，***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評定學生成績時和提拔師資的時候，應首先注意政治覺悟。
同時，全國高等學校招收的新生，工農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農成分的比例不斷上升，一個數據是，1953年為27.9%，1958年上升為55.28%，1965年上升為71.2%。
不僅僅是升學，出國、晉升技術職務、畢業分配、工作使用等許多方面，“家庭出身”都成為重要指標。一個基本原則是，優先選拔出身于工、農、革命干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紅”的子女，同時限制剝削階級子弟向上流動。這種氛圍不斷積聚和加重，在“文革”中達到極限。
1979年1月29日，***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給予社員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享受與其他社員一樣待遇。不僅僅是農村，在城市，隨著一系列的***，階級身份體系也逐漸開始消失。
1994年，在“全國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統指標體系分類和代碼”里，依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直到2002年才取消了這兩項指標。2004年，“因為基本上沒有單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碼》國家標準被廢止。
(賈文舟摘自《時代教育·國家歷史》第2期作者杜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