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作者李玉俐人民文學出版社《新文學史料》編輯部
老舍（1899~1966年），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家、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老舍生于立春，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后，自己更名為舒舍予，含有“舍棄自我”的意思。老舍是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代表作有《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正紅旗下》，劇本《茶館》《龍須溝》等。
1941年8月26日至11月10日，老舍應西南聯大邀請，到云南講學、養病、游歷兩個半月。老舍在寫于20世紀40年代的散文《滇行短記》和《八方風雨》中，記錄了云南的風景、友情以及對云南的種種新奇而美好的印象。他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寫的散文《“住”的夢》中，仍不忘將昆明列為心目中理想的宜居地之一。
聯大的“特邀嘉賓”
抗戰爆發以來，老舍長期奔波勞碌和營養不良，使得他本就不算強壯的身體飽受病痛折磨——1920年代執教于倫敦大學時，薪資微薄的老舍落下了胃病，舊疾在戰火的顛沛生涯中愈發肆虐。1940年冬，他又患上了由貧血引發的頭暈癥，甚至時常連寫作都難以為繼，以致他后來干脆自嘲地將194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命名為《貧血集》。
1941年6月，西南聯大國文系主任羅常培教授去重慶看望老舍，并帶去了西南聯大邀請老舍赴聯大演講的邀請函。1941年8月26日上午9點半，一架來自重慶的飛機降落在昆明巫家壩機場。時任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總務部主任的老舍在摯友羅常培的陪同下飛抵昆明，開啟了為期兩個半月的云南之旅。
有關這次云南之行的緣起，與老舍有總角之好的羅常培回憶：“在暑熱郁蒸的陪都氣候底下恐怕他太悶得慌，很想約他到昆明來透透風、換換氣，哪怕是一兩月的短期呢，不是也可以把這難過的夏天躲過去了嗎？”當然更多的，還是源自西南聯大學人對老舍聲望的景仰。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梅貽琦與老舍雖是初識，卻一見如故，對他苦撐“文協”的精神和人格十分欽佩。面對新朋故舊的真誠邀約，老舍欣然應允并明確表示：“昆明的天氣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愿意去。”
西南聯大邀請老舍講演函
昆明靜秀可喜
仿佛置身于晴朗的夢境
老舍摯愛故鄉北平，在硝煙彌漫的戰爭歲月，每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常會情不自禁地懷想起久違的家鄉，不由得要拿思念的北平做對比。老舍第一次來到云南，昆明這座千里之遙的西南古城，給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喜歡那比什剎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明湖——那是真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萬壽山下的人造的那個。土是紅的，松是綠的，天是藍的，昆明的城外到處像油畫。
提著小包，順著河堤慢慢的走，風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點像北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仿佛置身于一種晴朗的夢境……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雖然樓房比北平多，可是墻壁的堅厚，椽柱的雕飾，都似“京派”。
一生愛花、又精于園藝的老舍，對四季花開的昆明，由衷贊美：
北平講究種花，但夏天日光過烈，冬天風雪極寒，不容易把花養好。昆明終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還是到處有花。北平多樹，但日久不雨，則葉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樹多且綠，而且樹上時有松鼠跳動！入眼濃綠，使人心靜，我時時立在樓上遠望，老覺得昆明靜秀可喜……
初面之后，老舍又在圓通山、大觀樓、金殿、黑龍潭等地留下足跡。大觀樓內外的美景同樣令他驚嘆：
天上白云，遠處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連詩也懶得作了。作詩要去思索，可是美景把人心融化在山水風花里，像感覺到一點什么，又好像茫然無所知，恐怕坐湖邊的時候就有這種欣悅吧？在此際還要尋詞覓字去作詩，也許稍微笨了一點。
老舍此行當然絕不止于游山玩水。美景之外，他時刻關心著西南邊陲的文藝事業：“我有一支筆。這支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敵武器。”在昆明，他的頭暈癥得到緩解，擱筆已久的話劇《大地龍蛇》也終于得以完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全體師生合影
靛花巷內的名士雅集
當時昆明翠湖附近的靛花巷3號，名士聚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南京一路西行南下，暫時落腳于此間，由陳寅恪、趙元任主持工作，后來這里又成了西南聯大教授宿舍。
靛花巷是一條只有兩三戶人家的小巷，附近是云南大學與中法大學，因此巷子前面的翠湖總有不少青年男女讀書，散步，劃船。“昆明很靜，這里最靜；月明之夕，到此，誰仿佛都不愿出聲。”（老舍《滇行短記》）
在老舍到來之前，靛花巷已匯集了包括哲學家湯用彤、馮友蘭，史學家鄭天挺、統計學家家許寶騄、語言學家袁家驊等多位各學科泰斗。老舍到來之后，常到的訪客又多了楊振聲、聞一多、沈從文、卞之琳、朱自清、羅膺中等諸多文學藝術名人，小小的靛花巷一時成為“文藝之家”。
在流派紛呈、觀點各異的離亂時代，老舍能在眾多名家中脫穎而出、被推舉為“文協”常務理事和總務部主任，可見其人緣之好。這一時期的老舍竭力為“文協”奔走，不辭辛勞協調各方事務，為作家稿費待遇屢次爭取呼號。靛花巷內的名士們物質生活雖苦，精神世界卻很豐富，老舍曾說：“有朋友，就不怕窮。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他們會相約一起去吃周邊最便宜的小館，閑暇之時共唱昆曲自娛，擅長烹調的人偶爾會做兩道小菜、沽幾兩市酒，烤幾罐當地土茶，圍著炭盆談天說地幾點鐘……老舍的加入更是為這條名士匯集的小巷帶來了許多生機和樂趣。老舍語言機智，風趣幽默，一團和氣，永遠是一眾名士中那個令人尊敬、為人們帶來快樂的人。大伙偶爾稍有些錢，就會到華山路喝一杯咖啡。座中的老舍仍不忘發揮其語言大師的特長，模仿著河北南部的口音，惹得眾人也都用此種方言對話，令一旁的侍者都忍不住抿嘴而笑。
在昆明，老舍常常是被“優待”的對象。在昆明的這段日子里，他多半陪同生病的摯友羅常培住在鄉下——距城約二十里的龍泉鎮寶臺山。在這里，老舍打掃盥洗事必躬親，并常泡茶招待到訪的友人。在極有限的條件下，馮友蘭、羅膺中、查阜西和趙蘿蕤、陳夢家夫婦等仍一片熱忱地奉上各自的家鄉盛宴，盡可能地為這位“三月不知肉味”的文學大家“打牙祭”。多年后，老舍仍對馮友蘭家的那頓河南薄餅贊不絕口。身體漸好，話劇《大地龍蛇》的創作被重新提上日程，每寫出一幕，老舍都會讀給友人們聽，謙虛地聽取意見。
一向關切抗戰文藝的老舍，自然不會忘記“文協”總務部主任的職責，他廣泛接觸云南文藝界人士，深入了解當地的文藝形勢。在西南聯大，他應邀做了數次題為《抗戰以來文藝發展的情形》的演講，并在演講中即興朗誦了新作《劍北篇》，洋溢著振奮人心的愛國熱情。引人入勝的演講屢被日機的轟炸打斷，然而在“跑警報”過后，聽眾們再度紛紛聚集諦聽。
羅常培回憶，在老舍臨別云南之際的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靛花巷諸友陪著他從街上歸來，穿過湖濱，步月閑聊。剛剛轉過玉龍堆和翠湖北路的轉角，忽然看見一個人在月光底下，提著一個布口袋，低頭踽踽獨行，定睛一看，原來是梅貽奇。他口袋里裝著一瓶紹興酒，正準備到靛花巷找老舍對酌。然而夜深找不到下酒菜，倉促間只買到一點兒豆腐干和花生米，可是在斯時斯地、此情此景之下，這一點兒東西的味道，真比珍饈還適口。三杯兩盞之后，老舍的話匣子更開得寬了，直到月影西斜，友人們才將依依不舍地將他送上了西倉坡。君子之交淡如水，老舍此行未曾辜負梅校長邀約的初衷：“我們約舒先生走一趟，不單對他好，對文藝界也好！”
下關和喜洲之旅
蒼山洱海的靜謐之美
1941年10月，老舍在查阜西陪同下前往位于大理喜洲的華中大學演講。查阜西出身海軍，時任昆明歐亞航空公司經理。他雖然身為“航空人”，但同時又是一位技藝高超的古琴學家。在羅常培介紹下，老舍與查阜西一個舞劍、一個彈琴，很快成了賞音的知己。聽聞老舍對蒼山洱海的美景向往已久，查阜西自告奮勇表示愿結伴而行。臨行之際，老舍不無興奮地說：“聯大的友人們雖已在昆明二三年，還很少有到過大理的。大家都盼望我倆的計劃能實現。”
然而戰時的硝煙、崎嶇的道路，卻讓這次向往之旅充滿了艱險，行至第三天車子仍在山中盤旋，即便司機膽大心細也難免提心吊膽。老舍用文字真實地記錄下了當時昆明到大理途中的路況，緊張之余仍不忘贊嘆眼前新奇的美景：
山大都沒有奇峰，但濃翠可喜；白云在天上輕移，更叫青山明媚。
老舍記錄了下關的情形：
小小的一座城，在洱海的這一端，穿出城，右手是洱海，左手是蒼山，風景相當的美……在晴和的陽光下，大家從從容容地做著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靜美。
蒼山的積雪化為清溪，水淺綠，隨處在石塊左右，翻起白花，水的聲色，有點像瑞士的。
從大理到喜洲，老舍和查阜西雇兩乘滑竿徐徐而行。“到喜洲鎮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圖畫中。”
翠湖公園碧漪亭舊影
四年前，老舍于1937年戰亂中被迫棄家南下，第一站就是武漢的華中大學。此時這所大學已遷至喜洲，老舍在這個安靜的小鎮得以與許多故交重逢，心情暢快自不待言。在華中大學，老舍應邀為師生們發表了《談抗戰文藝》的演講。之后又受邀赴五臺中學講演，現場有眾多教員和本地士紳環坐奉陪。校長殷勤留飯，靜候良久，演講結束后，事先預備好的一杯牛奶、兩個粑粑才被端上講臺，然而在眾目睽睽之下，老舍自感難以為情，以不喝牛奶為由“心領敬謝”了此番好意，不取分文的他竟因此空腹一夜。
從喜洲返回昆明途中，老舍在下關候車之時被人認出，當即引發全城轟動。受當地文藝青年和滇緬公路下關辦公處的盛情邀請，他臨時決定在辦公處的俱樂部進行演講，聽眾爆滿，門外和過道都站滿了人。老舍感慨于這個地處洱海邊、一出門便能覽山水之勝的俱樂部中職員們的文藝熱情，也為當地文藝資源的稀缺向廣大作家發出呼吁。
回顧此次云南之行，老舍意猶未盡。昆明油畫般的靜美，大理蒼山洱海的明凈，靛花巷名士的友情以及云南文藝青年的熱忱，深深留存于老舍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