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3日，澳門發生嚴重沖突事件，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喪失，愛國派控制局面，澳門實質上已經“回歸”。

長期以來，澳葡當局無所作為，民生落后，行政混亂、效率低且貪污盛行。而且，當時的澳門公務員，幾乎都是本土葡萄牙人和世居澳門的土生葡人，態度囂張，歧視華人。華人和葡人，大多“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一方面是貧窮和擁擠，另一方面是富足和悠閑，族群矛盾尖銳。

這些因素日積月累，為氹仔沖突埋下隱患。

1966年4月，澳門離島——氹仔的底層民眾，因小孩無處上學，就向當時的工務局申請撥付了一塊地皮，擴建校舍。

然而，在辦理開工手續時，因為官員沒有油水可撈，大半年時間里，24次交涉和申請毫無結果。為趕在開學前建好學校，民眾就按照慣例，先行搭棚動工，一邊等開工許可。

不料，這回工務局卻是效率奇高，馬上派出葡警前往阻攔。

1966年11月15日，雙方發生沖突，造成24人受傷，在場采訪的1名《澳門日報》記者被拘捕。傷者中，一名菜農和一名爆竹工，被打傷頭顱，不久因傷重去世。

3天后，憤怒的澳門華人走上街頭，提出五項要求：懲兇、允許建校辦學、賠償、釋放被拘人員、保證不再毆打民眾。

11月25日，新任總督嘉樂庇抵澳，他是葡萄牙陸軍準將，曾在在印度果阿、安哥拉等地服務。嘉樂庇于29日下午接見工商界代表，表示在建校一事上動用警力，屬于處理失當，他承諾將成立一個中立委員會，徹查這一事件。

然而，這樣的表態，已錯過挽回事態的最佳時機。

12月3日中午12時許，總督府門前，澳門師生與警察發生沖突，隨后演變成大規模騷動。

警方開始動用棍棒，出動防暴車，掃射水喉，驅趕人群。

下午4時半左右，大批群眾前往警廳，防暴警察施放瓦斯，開槍射擊。

傍晚6時，總督頒令，實行宵禁。

據統計，沖突中，有11名華人被打死，212人受傷，62人被逮捕。

澳門華人毫不退縮，隨即組織***。

與澳門一衣帶水的廣東，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馳援。

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澳門華人社團向嘉樂庇提出六項要求，包括“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和具簽認罪書“、保證今后不允許***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等。

12月12日，陸軍司令施維納等人試圖動武，擁有最后決定權的葡萄牙本土當局忽然發出密令，加以制止。

12月16日，嘉樂庇將陸軍司令兼市政廳長施維納、警察廳長傅基利撤職，而海島市代理行政局長晏德地、警察副廳長顏端尼，則于13、14日分別離開澳門，返回葡萄牙。

12月17日，華人社團舉行死難者公祭，澳葡當局在出殯隊伍經過關閘時，閘上葡萄牙旗下半旗致哀。

12月21日起，澳葡當局每天派出代表，到珠海拱北口岸，與廣東省外事處、澳門華人社團談判。參與談判的澳門華人代表，有馬萬祺、崔德祺、何賢等人。

1月24日，澳門華人社團施加壓力，決定執行“三不”政策：“不向澳葡當局繳納一切稅項”、“不售賣一切物品給澳葡官員”、“一律不為葡萄牙官兵提供任何服務”。

廣東亦關閉與澳門接壤的關閘，停止將中國大陸的糧食及淡水輸往澳門。

澳門元開始貶值，銀行出現擠提，市面一片蕭條。

1月27日，澳葡當局發表聲明：“向此次事件的死難者遺屬、受傷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種損失的受害者，以及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并表示深切的歉意”，全部接受澳門華人社團提的6項要求，承擔死難者的全部喪葬費和撫恤費，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合共澳門幣2,058,424元。

1月28日，澳葡當局簽署答復書。

1月29日，澳督嘉樂庇親自前往澳門中華總商會，簽署兩份“認罪書”。

涉及氹事件、“一二·三”事件的官員先后離開澳門，返回葡萄牙。

大騷動就此暫告一個段落。

澳葡當局大權旁落，澳門社會自此被愛國派控制。***在澳門機構和團體被查封，在澳勢力被全面肅清。

盡管葡人和土生葡人最終接受了澳門華人提出的所有條件，然而當中有很多人，心中并不服氣，主要體現在葡人法官和警察，之后不認真處理有關華人的訴訟和案件，馬虎粗率，拖延敷衍。

嘉樂庇于1970年9月續任兩年，同年晉升將軍。1972年7月，再續任兩年。嘉樂庇任期重視澳門交通的發展，推動了澳氹大橋和九澳深水港的興建。他于1974年10月離任，1995年病逝于葡萄牙。

1975年，新成立的葡萄牙文人當局向中方提出歸還澳門的要求，但由于中方打算維持對澳門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故沒有接受。

1999年12月20日，澳門正式回歸祖國懷抱。

回歸以后，澳門百姓的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善。2020年，澳門的人均GDP排在世界第二，高達9萬多美元，是香港的2倍左右，成為執行“一國兩制”的典范。

澳門社會“愛國愛澳”的傳統，回歸之后愈加堅定，愈加深厚。

歷史逆時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