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天文，古人總會率先想到將星體與災禍劃上等號，像天狗食日等迷信印象。

從周代起，古人便把日食、月食視為重大兇兆，認為這是日月違背正常運動規律、“反?！?，這個觀念到漢代依然盛行。由于將災難與星星的移動變化連結起來，以此衍生出一套解釋災異、政治與人事的學說，稱為“災異論”。

這是因為長期觀測，從中發現某些星體異常的移動，因此災異論主要探討的是“變”與“非?！?。不過到了秦漢時期，隨著觀測儀器與計算的進步，部分學者對于日食的原理、發生規律有所了解，對于周代以來的觀念產生疑惑。

由于漢代天文與歷史還尚未分家，因此太史令不僅掌管史書編纂，還要編寫天文歷法，《史記．天官書》還載有月食周期：“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司馬遷說明月食發生具有周期性，更明確指出月食是“常”，表明其規律是正?，F象。

但司馬遷的說法，也讓人們對于周代以來既定的兇兆，如日食、月食等，逐漸產生困惑，到底算是天行有常，還是天有異象？

東漢思想家王充直接在著作《論衡?治期篇》寫道：“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明確寫下天上星星之間的移動變化與人間的災禍無關，這樣的說法與自古以來的“天人感應說”背道而馳。

《后漢書》還記載靈帝光和元年（178），任職侍中的韓說精準預測日食。即便在戰爭頻繁的魏晉南北朝，仍有天文學家堅持不懈觀察星象。北齊天文學家張子信，有三大天文發現，其中兩項對于日食觀測有深遠的影響，盡管他沒有制訂歷法，但隋代的《皇極歷》、《大業歷》，還有唐代的《麟德歷》、《大衍歷》、《宣明歷》等，皆是在張子信的基礎上，改進推算***制訂而成。

從東漢到唐代，中國古代學者在天文觀測、演算方面大有突破，可自周代以來的災異論結合儒家思想，導致大部分的經學家仍堅持原有看法，認為日月食是災禍、世界是“天圓地方”（蓋天說），為此許多天文學家與經學家展開一場又一場的辯論。

不過這些論爭到了唐代就戛然而止，因為日食推算技術已獲得顯著的突破，預測的水平也大幅提升，能夠被預測發生時間的日月食，也不再是罕見、神秘又會帶來災厄的現象。

在這樣的氛圍下，唐代經學家孔穎達還用日食推算法，反過來質疑《春秋》、《左傳》中的日食記載之真實性。由于漢代以來的歷法者皆認為要經過173天以上，日月才會交會一次，可是《春秋》卻記載了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皆連兩個月發生月食，孔穎達于注疏中直接寫：“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于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

唐代經學雖已接受不少天文歷算的研究成果，且孔穎達在面對相關天文記載也多選擇相信歷算而非經書，不過他對于承自周代以來的“災異論”，仍持正面看法。覺得該學說有其必要性，是教化的輔助手段，用以勸誡人主，不可舍棄。

雖然東漢以來，無數天文學家指出日月食是相當正常的星體運行現象，但從孔穎達的看法中，可以知道至少到唐代為止，儒家的思想根基并未被動搖，因此星星的移動軌跡還是與人世間的災禍牽扯在一起，深深烙印在歷法、禮制與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