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識（公民意識主要體現在）

小七
生活
2023-04-26 12:08

想要理解希臘悲劇的影響和導向,必須把誕生了悲劇節慶制度的雅典城邦考慮在內。城邦本身經歷了社會變遷和種種張力: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舊的傳統與新的政治秩序所產生的新要求之間的張力;與此同時,城邦中產生的悲劇也展現了這套發展著的公民語言中的詞匯、問題和力量的斗爭。悲劇的繁榮、悲劇的推動力,都依賴于城邦話語的艱難發展。因此,無論酒神節的來源是什么,它都在民主制的雅典充當重要的角色。在全體公民面前,城邦話語經受著悲劇的尖銳批評,其中的分裂和張力被進一步探索。

酒神與阿麗亞德尼，提香

文｜[英]西蒙·戈德希爾

……身為雅典公民絕不僅是一種法律或制度上的定義,相反,其意義源自一系列廣泛的文化價值,在某種程度上也源自對城邦事務管理和討論的積極參與,甚至是地方上對財務政策和軍事方案的閑言碎語。許多作者在描寫到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的光榮時(也包括藝術、文學和建筑)展現的是一個公開的社會,人們在其間自由爭論;在這樣的氛圍中,政治和政治哲學尚未被分離和制度化,討論和行動允許個人的活躍參與。

隨著對作為雅典公民的意義這一觀念構建的關注，——我沒有忘記,就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它像所有觀念的構建一樣有著難以同化的矛盾和難題,有時還與真實的社會情境相差甚遠——這時來解讀雅典權力關系的核心神話,即“地生人”——關于從自己居住的土地中出生的神話,將會是有趣的。……

地生人神話本身以一系列互相關聯的故事提供了一套描述城邦起源的復雜語言。第一個雅典人埃里克托尼奧斯(Erichthonios)是從大地中出生的,因為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追求雅典娜時的***使大地受孕。作為埃里克托尼奧斯的后裔,雅典人宣稱他們是他們自己擁有的土地生出的子孫,不像其他民族那樣是入侵者或殖民者,而是從出身上就與他們居住的土地相連。埃里克托尼奧斯被雅典娜撫養長大,他以后者的名字為雅典城命名。另一個故事講述的是雅典的第一位國王和教化者刻克洛普斯(Cecrops),他是波塞冬和雅典娜爭奪雅典守護神地位時的裁判。他判定,雅典娜為城邦帶來的禮物——橄欖樹,比波塞冬送給城邦的馬匹更為有用;于是他以未來的守護神雅典娜的名字為這座城市命名。從刻克洛普斯產生了一代代的雅典國王,直到忒修斯王(Theseus),以及當時雅典作為城邦的組織。這是我對這個神話極為簡單的描述,此外還有無數變體和其他內容。但在這里,比證據的豐富性更重要的是呈現這個神話的作品。關于地生人神話意涵的修辭性利用第一次證明了這個神話在世俗的雅典政治話語中的權威地位——羅勞(Loraux)發現刻克洛普斯傳說的利用尤其顯著。比如在希羅多德筆下,薛西斯領導的波斯人入侵之前,雅典使團便以他們古老的本土性來要求統率全部希臘艦隊:“要知道我們雅典人是全希臘人中最古老的民族,僅有的一個從來無須從其所出生的土地上離開的民族”,而這次針對野蠻人作戰的成功也被歸功于雅典的地生人傳統,這在從柏拉圖的《美涅克賽努》(Menexenus)(245d)到阿里斯托芬的《馬蜂》(1075ff.)等各種不同的文本中都得到了體現。當然,有無數***可以用來證明雅典的支配權,或雅典帝國的正當性,但在這里,雅典人對于領導甚至征服的特殊信念體現在了他們自己關于永久擁有土地的神話中,也體現在他們對于出身如何決定了特殊公民身份的理解中。這個城邦的神話使它對統治權的主張顯得正當而自然。

DisputebetweenMinervaandNeptuneovertheNamingoftheCityofAthens，

René-AntoineHouasse

我在這里除了討論地生人神話在雅典政治修辭中的作用,更重要的目的是探討地生人神話影響公民意識中女性地位的特殊方式,這一主題在羅勞看來尤其與埃里克托尼奧斯的神話和雅典衛城的世界聯系在一起。如果種種關于“地生人”和雅典起源的神話確實影響了雅典人的自我定位,那么雅典在實際上剝奪女性權力、地位甚至公民稱號的行為必定有神話中的相關投射,比如將婦女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在她們作為生育者的功能上也是如此;或者,在其他一些版本中,婦女的族類不僅與男人完全分別,而且她們的支配和顛覆是社會走向文明的關鍵。確實,有時真正的雅典人會被稱為“公民的兒子,合法地從自己的土地誕生”,就好像這片土地仍然在自我繁衍,同第一個雅典人從中出生時一樣。但母親的角色還是不能完全消除。不僅因為繁衍子孫的公民責任需要依靠女性,也因為嚴格的父系血統的傳承只能由嚴格地保護妻子們的貞潔來實現。確定父親身份的渴望使女性變得必要,至少是在控制她們的意義上。正因如此才有了無數神話講述女性無法無天或強烈欲望所帶來的危險;比如亞馬孫女人們,在否定男性價值上走到了極端,最終被雅典王忒修斯打敗。因此,公民的語言否認女性的公民稱號,城邦的制度將女性限制在生育職能中——而神話所構建的文明概念也排除或是貶低了女性族類。就如羅勞寫道:“城邦全部的權力構建(在實例層面上)都一致否認了......女性在城邦中的地位。”

因此,雅典的保護神雅典娜是一位女神便顯得有些奇怪了。但就像被廣泛討論的那樣,女神雅典娜并不是普通的女性。她是從宙斯的頭部全副武裝地誕生的:她不僅像男人一樣武裝和作戰,連她的出生也與正常的女性生殖過程沒有關系。并且,雅典娜自己也是處女神,從不參與生育和兩性繁殖。這位女神本身對貶低婦女在城邦中的地位起到了作用,她占據著男性對城邦的主導性文化想象。雅典城以這位女神命名,而這位女神在城邦借以認識自身的神話網絡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因此,關于公民話語如何通過一系列策略發展出對雅典公民身份的理解,地生人神話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范例。身為一個雅典公民的強烈意識,連同其中的服從與責任、特權與光榮,是一個復雜的意識形態策略體系,一種復雜的自我定位,遠不只是簡單的愛國精神。我們將要看到,正是出于對這種雅典公民意識的回應,悲劇才發展出了提出疑問的特殊修辭。

BirthofMinerva，

René-AntoineHouasse

地生人神話中所證實的地域和歸屬意識,可以在雅典文化的許多其他方面見到。相比于財產分配和城邦的公共標志物,我更希望轉向對我們理解雅典社會時另一個關鍵因素的討論,即家庭(oikos)的內部空間。oikos像polis一樣,是一個不可翻譯的概念。它意指具體的房屋、家的概念、家庭成員(包括活著的和去世的,奴隸和自由人);它表示耕地,也表示住處,表示谷物,也表示牲畜。家庭的概念不僅是對其現在成員而言好的、和諧的或是富有的生活,而且是永久的存在。家庭的延續通常以兩種意義被強調,一是生出子孫以實現世代的綿延,二是以節約和精細的管理實現經濟上的延續。繼承是家庭最為關心的事,它與我們之前對雅典文化中嚴格的、確定的父系血統的重要性有著清晰的聯系。婚姻可被視作保證家庭延續的必要手段,而不是出于個人情感和浪漫愛情。婦女要做的是生下一個兒子來繼承父親的產業。家庭的維持是一種在希臘文化中有著強大力量的傳統美德。我們在地生人神話中所看到的永久性理念在一個公民與其家庭的聯系中得到了最強烈的表達:一個人可能由于經濟、軍事或是什么無法預料的災難失去家宅,但現代的搬家、房產交易,或是回家過圣誕的概念在oikos所包含的價值和理念中都是無法表達的。

因此,家庭是我們至今所認識的城邦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公民大會、廣場、法庭、健身房的競爭、平等、好爭辯的世界不同,也和制度化的公民宗教節慶不同,家庭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家庭的關系首先是等級制的,并且由其領導者,即父親決定;擔任公職的公民發誓為公共職責盡力,同時看輕私人利益。建筑和社會的法則都導致進出他人的家庭十分困難(除了類似會飲——symposia——這樣的特殊場合,而妻子是不會出現在其中的)。確實,家庭內部的封閉空間不僅是與家庭生活相關聯的區域,也尤其是與婦女關聯的區域——就像公民大會和健身房的世界是男性的領地那樣。這并不是說在戶外不可能見到所有年齡和階層的女性,或者說她們足不出戶;但由于城邦的意識形態在總體上貶低女性,甚至在生育的必要作用上都是如此,女性與家庭內部、男性與外部之間的聯系也通常被認為是自然且合理的。

因此,我們對雅典人的公共生活有如此多的看法,卻對雅典人的oikos中的私人家庭生活所知甚少,也就不是偶然的。實際上,關于后者的這些看法并不在于對家庭私人生活本身產生持續的興趣,相反,大多數關注的都是法庭中誤導性的公共語言或是說教文學,在其中,關于家庭生活觀點的表達被用于捍衛或解釋某個論點或是某個當事人的性格。就像漢弗萊(Humphreys)所表述的:“法庭成了......理想家庭觀念得到生動展現的劇場”,它展現的并不是雅典人家庭的真實情況。

首先,這一不完全是物質層面的、關于內與外的地形學,體現在雅典文化觀念的幾個不同領域。當然,這與女性從家宅的封閉空間出來或是陌生人進入時所產生的危險相關——尤其是關于兩性名譽的危險,這一概念就像我們看到的,密切關乎財產、繼承和公民權等問題。其次,它也可以從婦女參與城邦生活的特殊本質的定義中看出,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只有女性參與的宗教節日,比如地母節(The***ophoria)。盡管這些節日似乎與生育(fertility)相關,并且初看似乎提供了與對女性的普遍貶低針鋒相對的女性形象——生命力的保護者和養育者,它們卻仍然被看作神圣的、不同的、不尋常的日子。這些節日將婦女們隔離開來,并以儀式的命令與約束主導她們的行為和行動。通常認為,這些節日受控制和界限分明的特點強化了日常生活中的約束范式——就像許多宗教中暫時的自由一樣。婦女的宗教***并未給予女性走出家門參與公共生活的自由;相反,恰恰因為其獨特性,它們可以被看作特殊控制下的事件,有助于維持女性在日常情境下的“內部”位置。

DianaandActaeon，

FrancescoAlbani

我想探究的第三個表現內與外概念的領域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使我們認識與自我在雅典文化中的多種表征相關的地理概念。這一領域就是赫爾墨斯(Hermes)與赫斯提亞(Hestia)在雅典藝術和思想中的獨特對照關系,韋爾南對此有很好的分析。在每所雅典房屋的外部都立著一座雕像,通常由一個設在四方柱上的頭像和一個大型、直立的***形雕塑組成。這個雕像被叫作“赫姆”(Herm),象征著赫爾墨斯神。赫爾墨斯通常被評論家們模糊地描述為神的信使,但他在神話系統中的作用遠比信使寬泛和復雜。因為赫爾墨斯同時也是商人、小偷和欺騙***談的保護神,也掌握從生到死的路途。確實,就像卡恩(Kahn)完美表述的那樣,赫爾墨斯掌握的是多種形式的轉變和交換。他代表著轉變和交換,包括靈魂從生到死的轉變(墳墓上有他的形象),也包括錢財在人們手中的交換和周轉(因此他是商人和小偷的保護神),還包括談話中語言的交換(當交談陷入沉默,雅典人會認為是赫爾墨斯經過;赫爾墨斯是誓言的見證者)。赫爾墨斯往往在中間地帶穿行,標出那些將會被跨越的界限。“關于他沒有什么是安頓、穩定和永久的,也不是受約束或是確定的。他在空間和人類世界中代表著運行和流動、變動和轉化,以及與外來因素的接觸。”赫爾墨斯標志著跨越的臨界(liminal)。拉丁語詞limen指的是“門口”,而赫爾墨斯的半身像正是設在門口,標記著從內到外、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的跨越。

HermesOrderingCalypsotoReleaseOdysseus，

GerarddeLairesse

而另一方面,赫斯提亞是掌管家灶的女神(希臘語詞hestia的意思是“灶臺”)。毋庸置疑的是,她所處的位置是在房屋之內。更重要的是,她,即灶臺,處在房屋的中心位置:“牢牢固定在地面上的圓形灶臺就像肚臍,將家與土地聯系在一起。它是穩固、不變和永久性的象征和保證。”如果說赫爾墨斯是不斷變動的,赫斯提亞則是永久固定在中心的。有趣的是,赫斯提亞像雅典娜一樣是一位處女神,她占據著家宅的中心位置,而又像荷馬說的那樣“并不結婚”。這一概念尤其可以與雅典宗教表征和文化思考中女性的位置關聯起來,并且有助于發展我們對女性和“內部”在家庭空間概念中的聯系。因為,如果在一個情境之下,男性主外而女性在內的傾向是反過來的,那一定是在婚姻系統中:女性在其中充當可移動的社會要素。女兒要離開她的家庭和家灶,成為另一個家庭的妻子和母親,而男性則保持著他與家庭的維系。而赫斯提亞的形象則提供了一種永久的女性視角,她的處女身份和對婚姻的拒斥使她與陌生女性從外部進入家庭的過程漠不相關。“當赫斯提亞被安置在家宅的中心空間,她保證的是家族永久的延續存在。正是通過赫斯提亞,家族世代得以保留和永存,就好像這個家族每一代合法的后裔都是直接‘從家灶中’出生的一樣。”似乎赫斯提亞能夠維持父系血脈的無限延續,同時不必將其他家族的女人引入家中。“因此,赫斯提亞體現的是......家庭自我孤立、抽離的傾向,就好像理想的家庭應當是完全‘自足’的”——不僅是經濟上的自足,這種自足也能夠忽略對外來女性和繁殖過程的需要。據此,處女神赫斯提亞的永久性尤其與男性統治下對家庭穩定延續的渴望和對女性在父系繼承中地位的貶低有關。

但赫斯提亞所展示的并不只是韋爾南所指出的這一個簡單方面。她也證明了雅典思想中關于女性的另一方面,而這些正是我們常常否認或忽略的;這就是女性在宗教節日和慶典中顯著的重要地位,也就是女性作為生殖和豐裕的保護者和保存者的地位。為了實現她確保時間上永久性的功能,處女神赫斯提亞也奇怪地被描繪為母親的角色,似乎她是潛在的生命給予者,就像她所扎根的大地一樣。這樣一來,女性作為生命之源、滋養家庭和土地繁榮的形象,也就形成在了家庭的中心。因此,以這種形象,赫斯提亞與家中珍貴物件和食物的聚集聯系在一起——與赫爾墨斯與流轉和交換的聯系相反——就像在實際上,家庭中通常的勞動分工使男性與外部的工作聯系,而女性,也就是“好妻子”,則與收集、管理和保存這些外部工作所得相聯系。就像韋爾南強調的那樣,在不同的情況下,赫斯提亞“能夠代表兩種相互對立的(女性)形象中的其中一種”,或者是豐收的孕育者,像大地母親一樣,或者是在男性作為繁衍的唯一代表的理念之下,被排除在世代綿延的必要過程之外的女人。從赫斯提亞的雙重視角中,我們又一次感受到了女性在公民理念中的不穩定地位。位于家宅中心的女神的兩重形象標志著父系血統、父權統治下的地生人傳統與母親的生育和繁殖之間不確定的平衡關系。再一次地,我們關于空間表達的討論將我們帶回了與之相交織的自我表達問題。

即便對赫斯提亞和赫爾墨斯這對組合的表現分析如此簡短,我們也能從中看到這些形象如何有助于我們構建起雅典人形成空間概念的***;同樣形成的還有關于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的想法,而社會本身與這種想法緊密關聯。內部與外部、靜態與動態、***與封閉的兩極對立組織起了城邦中關于家庭的內部機制的概念,甚至也包括性別差異的觀念。立在門口、墳墓、十字路口的赫爾墨斯半身像和男人們每晚都要回歸的家灶,都是在城邦和家庭的秩序中劃分公共與私人、男性與女性概念的物理標志。

HestiainaMythicalLandscape，Charles-JosephNatoire

因此,在雅典人中存在著一種公私分隔的強烈意識,它對我們理解雅典人如何看待自己身為城邦公民的身份至關重要。但也正是在家庭與城邦、公共與私人領域的交界之處,我們可以看到悲劇制度所帶有的那種張力的發展。關于家庭的理想觀念常常不容易與城邦的理念相契合:關于這兩種理念,公與私應當是完全分開的,或者至少應當形成某種服從的等級鏈條,以防止利益的互相沖突;然而這兩者卻在許多方面互相對立。例如,民主城邦在戰時對其公民的要求就與有土地的農民的利益相矛盾。城邦付給所有軍人一樣的薪水,這一點暗示了每個人的勞動都是平等的——但這卻可能耽誤農民的勞動,尤其是在收獲季節,而延長的戰事總是令人生厭。甚至作戰本身也可以被描述為家庭的孩子為城邦做的犧牲——這是利益沖突的可能來源之一。不像今天,經濟在當時被視為屬于家庭的領域,“經濟利益本質上是個人的、自利的勢力,它與理性的政策制定相對立,后者所考慮的只是對作為政治實體的城邦有益的事務”。在城邦世界里,遍布其中的家庭與親屬聯系起到了破壞民主城邦體制的平等構架的作用。城邦理念的力量在公共場合已得到顯著的證實,而這種力量同樣可以在它自身與家族和家庭更加傳統的紐帶的對立中得到證實。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完全壓抑了作為情感和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這種嘗試可能使大多數雅典人感到吃驚,并認為其殘酷而荒謬,但通過在理想城邦中試圖保證公民完全的依賴和忠誠,柏拉圖展現了公民理念和實踐中的一種特殊張力,并試圖使其得到解決。

至此,我已經討論了城邦通過一種公民話語而實現的自我定位,尤其是通過一系列兩極對立——以及交界——的關系:公與私、內與外、男性與女性,來發現雅典人如何形成公民概念和事物秩序中公民位置的概念。相比于對城邦的歷史描述,我所關注的是韋爾南所說的“社會思想的結構”,或是福柯所說的“話語實踐”——也就是在概念上思考和組織人在事物中的秩序的方式。這是因為,正是通過與這種法則的關系,悲劇才得以發展出其特殊的越界意識及其獨特的問題視角。……我想在這里重新提起的是口頭語言在雅典社會中非凡的強勢地位:演說不僅在政治和法律領域占主導——而在某種意義上,政治和法律領域也在城邦生活中占主導——而同樣,尤其是雅典男性的私人生活也大量圍繞著口頭交談。我們已經提到過在廣場或健身房通過非正式途徑不斷傳播的閑言碎語和更加嚴肅的觀點,這些信息似乎組成了雅典男性閑暇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同樣,在公民的晚宴上,通常的節目是針對一個話題的演說競賽——最著名的例子莫過于柏拉圖的對話《會飲篇》,其中討論的主題是“愛”;另外,特別是對于上層階級來說,尤其在我們所討論的古典時期的結尾,教育的一大部分便由修辭和演說訓練組成。語言哲學開始得到人們的討論。口頭語言在前五世紀雅典城邦中所扮演的寬泛而重要的角色是不可低估的(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忽略前五世紀的城邦中許多公共紀念建筑建設的觀念重要性)。正如我們所討論的公民意識體系是在被叫作(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城邦語言的體系中,并通過城邦語言形成的,因此語言的交流在城邦的運作中起到了關鍵而廣泛的作用。城邦的概念、它的秩序和組織、邊界和結構,都由語言形成,這種語言統治了城邦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實踐。這樣的城邦是由語言為媒介而建立的。確實,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是一座言辭的城邦(cityofwords)。

RuinsoftheParthenon，SanfordRobinsonGifford

城邦的戲劇節,或酒神節(GreatDionysia),是雅典一年中最重要的時間之一。所有事務都要停止;法庭在此期間關閉,五到六天之內,整個城市都沉浸在節日中。這是一年中主要的戲劇節日,屆時雅典城會擠滿游客和本邦公民,他們將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劇場中觀看戲劇表演。在各種意義上它都是城邦的節日:城邦選拔劇作家并付以報酬,名人贊助歌隊并以此為榮,而且競相打造最奢侈的表演。與民主制相符合,戲劇節的評委由復雜的抽簽系統選出,而對于獎賞的競爭也得到了嚴格的管理和積極的參與,就像雅典社會的常態。戲劇節的觀眾是數量極多的雅典人和外邦人,如果關于他們傳下來的奇聞是真的話,他們是一群充滿***、情緒熱烈,極易被感動或感到不滿的觀眾。有一部關于歷史事件的劇作講述了波斯人攻陷米利都(Miletus)的故事,雅典人沒有阻止它上演,但它強烈地觸怒了觀眾,以至于其作者弗律尼科斯(Phrynichus)遭到了懲罰,而這部劇則被禁演。傳說有演員因為發音錯誤或其他輕微的疏忽而被噓聲趕下臺。喜劇和散文頻繁引用悲劇中一些聲名狼藉的詩行,這一現象也表現了它們可能給雅典觀眾造成的震撼和驚詫效應——而那些關于起訴、暴動、錯誤裁判的故事也是觀眾反應的例子。

戲劇節本身也包括極為嚴肅的***和獻祭,還有不那么嚴肅的吃喝、宴會活動:“對雅典人來說,酒神節是停止勞作、縱情飲酒、吃肉、觀看或參與各種儀式、***和祭獻儀式的時候,就像世界上所有這類節日都會做的那樣。”不像今天的劇場,戲劇節使城邦的大多數人都參與在內——甚至包括一些婦女和兒童也能觀看悲劇和喜劇,盡管一些“虔誠”的維多利亞時代學者并不同意。

古希臘劇場

因此,戲劇節確實是一個全城的節日。最能證明這一點的莫過于開場的獻祭和表演正式開始之間展示雅典權威的慶典環節。在悲劇開演前,首先要當著所有觀眾宣讀因履行城邦義務而被授予特殊榮譽桂冠的公民的名字。在如此眾多的公民面前被表彰是一種至高的榮耀。之后進行的是將從雅典帝國的各個附屬國收集而來的貢品按照“塔蘭同”(talents)劃分——這是一個稱量大量金子的單位——然后將它們莊嚴地堆放在劇場內圓形舞臺(orchesfra)的位置。雅典跨國界勢力的重要性由此展現在全城公民和游客面前。接下來是雅典的孤兒,他們的父親在戰斗中犧牲,他們由城邦提供教育,現在長大成人,在舞臺上穿著重裝步兵的盔甲***。會有一位傳令官發表演說,提到城邦為這些孩子們所做的事,并宣布他們已從城邦的直接管束中脫離出來,將要接受普通公民的地位和義務。它展現了公民理念中關于軍事的一面,包括公民們過去為城邦犧牲的精神和將來這些長大成人的年輕人加入軍人行列的行動;它展現了城邦作為教育者和撫養者的角色,就好像城邦本身就是這些孩子的父母,代替了他們戰死沙場的父親;它展現了個人服從于城邦的理念,尤其在他們報答城邦的養育和教育之恩的意義上——同樣,就好像城邦是他們的父母;它還展現了公民身份為全城所承認的意識——這些孩子作為成人、男性和重裝步兵,以公民的身份出現在人們面前,接受與這一身份相關聯的公民責任。也許,這一儀式比其他任何環節都更能將公民意識體系展現在全體公民和游客面前。在戲劇開始前,城邦的重大慶典首先展現和確證了民主制的強大和雅典的公民意識體系。

在這樣的序幕之后,隨之上演的戲劇的性質可能會有些令人驚訝。即便是在常常被看作全心支持公民意識體系的《俄瑞斯忒亞》中,我們也已經看出了交流的不穩定性(在這樣一個言辭的城邦中)以及對正義概念的疑問(在這樣一座以法律的創新和民主的正義為榮的城邦中)。緊接著展示城邦力量的開場儀式,悲劇探索的便是公民意識體系中內在的問題。它描繪了一種信仰危機,這種危機不但屬于掌權者,也屬于這一權力等級所依托的系統和關系本身。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所質疑的不僅是獨裁者的權力,也是驕傲和野心、對知識、確定性、控制力的探求——這些特性都與公元前五世紀的理性主義理想相關。同樣,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里,受到質疑的不僅是這位英雄本身的特質,同樣也是當時圍繞著這位英雄的死而產生的種種瑣碎的爭論。

確實,悲劇制度似乎正是從民主城邦產生之時開始繁榮的。城邦本身經歷了社會變遷和種種張力: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舊的傳統與新的政治秩序所產生的新要求之間的張力;與此同時,城邦中產生的悲劇也展現了這套發展著的公民語言中的詞匯、問題和力量的斗爭。悲劇的繁榮、悲劇的推動力,都依賴于城邦話語的艱難發展。

因此,無論酒神節的來源是什么,它都在民主制的雅典充當重要的角色。在全體公民面前,城邦話語經受著悲劇的尖銳批評,其中的分裂和張力被進一步探索。緊接著悲劇,薩提爾劇(thesatyrplay)的出現立即滿足了對詼諧和粗俗表演的需求,并為下午的喜劇表演揭開序幕。在幽默中,城邦同樣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在奇異的政治和性別反轉情節中,在歌隊通過詩人的口吻向觀眾致辭的段落(parabasis)中,在對政治人物的諷刺中,在猥褻和侵犯語辭的自由呈現中,我們可以看到酒神節的特殊情境如何為人們逃離城邦有秩序的社會生活中的日常約束和界限提供了許可。在喜劇中發生的事情恰恰是在現實生活中被禁止的。盡管悲劇和喜劇都包含有酒神節的自由,喜劇的規則似乎比悲劇有更低的安全底線。相比于悲劇中混亂和死亡、錯誤和失序的結局,喜劇中的反轉和顛倒更傾向于展現酒神世界的另一面:吃喝和自由的性行為——尋求歡樂,滿足欲望。

酒神的狂歡，提香

但正是狄俄尼索斯的兩種面相組成了這一個節日:悲劇與喜劇所產生的、從悲劇到喜劇的過渡中出現的所有這些張力和模糊性,都處于一個神的庇護之下,他掌管幻覺與變化,矛盾與模糊,釋放與僭越。不同于伯里克利的陣亡將士葬禮演說這類重要片段中體現出來的公民修辭,酒神節,也就是城邦中狄俄尼索斯的節日,提供了全方位的狄俄尼索斯式的越界,從充滿智慧和情感的、帶有危險性的悲劇,通過反諷而微妙的疑問,直到猥褻、粗俗而喧鬧的喜劇。戲劇節展現的不僅是一種偉大文學形式的力量和深度,更是這樣一個非凡的過程:發展中的雅典城冒著風險,將自己發展中的語言和思想結構交予一位神明支配——面帶微笑卻又危險的狄俄尼索斯。

閱讀希臘悲劇

[英]西蒙·戈德希爾著章丹晨黃政培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2

ISBN：9787108065919定價：68.00元

奧瑞斯提亞

[英]西蒙·戈德希爾著顏荻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2

ISBN：9787108060471定價：42.00元

母權論：對古代世界母權制宗教性和法權性的探究

[瑞士]巴霍芬著孜子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01

ISBN:9787108061973定價：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