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認為的理想封建社會秩序是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要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符合他們在家族內的身份和社會、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為規范，這就是禮。

《周禮》（宋刻本）

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禮、殷禮、周禮，照孔子的理解，“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夏、殷、周三代之禮，因革相沿，到周公時代的周禮，已比較完善，發展到了“郁郁乎文哉”（《論語·八佾》）的程度，使孔子贊嘆不已，宣稱“吾從周”。周人本以“尊禮”著稱，到了春秋時代，王室衰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陪臣執國命，封建等級制度破壞，統治階級內部對于禮任意僭用，禮崩樂壞，所以司馬遷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史記·孔子世家》)。但由于周代禮制深入人心，仍為士大夫所向往，力圖予以恢復。

禮的內容繁多，范圍廣泛，涉及人類各種行為和國家各種活動。每個人必須按照他自己的社會、政治地位去選擇相當于其身份的禮，符合這條件的為有禮，否則就是非禮。歷代冠、婚、喪、祭、鄉飲等禮，都是按照當事人的爵位、品級、有官、無官等身份而制定的，對于所用衣飾器物以及儀式都有繁瑣的規定，不能僭用。在家族中，父子、夫婦、兄弟之禮各不相同。夜晚為父母安放枕席，早晨向父母問安，出門必面告，回來必面告，不住在室的西南角(尊者所居)，不坐在席的中央，不走正中的道路，不立在門的中央，不蓄私財，是人子之禮。只有通過不同的禮，才能確定家族內和社會上各種人的身份和行為，使人人各盡其本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記·曲禮上》），便是此意。

儒家認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為規范，便“禮達而分定”，達到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的理想社會秩序便可維持了，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了。

儒家主張以禮作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工具，同法家主張法治，以同一性的行為規范即法作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工具，原是對立的。在先秦百家爭鳴的時代，儒、法兩家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抨擊對方的學說，互不相讓。秦、漢法律都是法家擬訂的。商鞅的秦法淵源于魏李悝的《法經》，蕭何定漢律又承秦制，為法家一脈相承的正統，完全代表法家精神，為儒家所不能接受。漢武帝標榜儒術，法家逐漸失勢，儒家抬頭后，開始以儒家思想改變法律的面貌。漢儒在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現在撰寫法律章句來解釋法律和以經義決獄兩件事上。據《晉書·刑法志》，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斷罪所當由用者合26272條，7732200余言。以經義決獄者有兒寬、董仲舒、應劭等人，將儒家經典作為判罪量刑的標準，說明儒家思想在司法上發揮了實際作用，意義重大。

自魏以后，儒家參與制訂法律，他們更有機會將體現儒家中心思想的禮糅雜在法律條文里，使法律發生了重大變化，影響深遠。《周禮》有八議之說，魏始以八議入律。自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直至隋、唐、宋、明，皆載于律，到了清代才不復引用。

儒家自來主張親親，重視尊卑、長幼、親疏之別。晉律“竣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開后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北魏定犯罪留養祖父母、父母之條。為了體現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又有以官爵當刑的規定。留養之法為歷代所遵行，官當亦為隋、唐、宋所沿用。

《周禮》不孝為鄉八刑之一。北齊列不孝為重罪十條之一，犯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隋采用，并置十惡條，自唐迄清皆沿用。北周完全模仿《周禮》，法律全盤禮化。但因《周禮》不合實情，不能適應當時環境，所以隋承襲北齊律，兼采魏、晉刑典，而不采用北周之制。翻閱因襲隋律而修訂的唐律，更可完整地看出有關禮的內容。除八議、官當、十惡、不孝、留養、按服制定罪等條外，還有不少條文是來源于禮的。

以禮入法的過程亦即法的儒家化過程。始自魏、晉，歷南北朝至隋、唐而集其大成。《宋刑統》沿用唐律，明、清律亦深受唐律影響，除官當外，上述有關禮的規定大體保留在法典中，只是處分有所不同而已。　　

以禮入法，是中國法律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發生了重大的深遠的變化，禮成為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為禮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謂“明刑弼教”，實質上即以法律制載的力量來維持禮，加強禮的合法性和強制性。禮與法的關系極為密切，這是中國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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