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上學的時候都聽歷史老師講過"程朱理學"，但它究竟是個什么玩意，可能沒幾個人說得清楚了。這里說到的“理學”，不是數理化，“理學”的"理"值得是"天理"。那么"理學"是怎么來的呢？

北宋時期，傳奇的武當山道士陳摶，有個徒孫，名叫周敦頤，他曾經寫過大名鼎鼎的《愛蓮說》，他還提出了"無極"的概念，寫成了一本叫做《太極圖說》的書。不過，他的兩個儒家徒弟更有名，他們是一對兄弟，叫做程頤和程顥(hào)。

程頤，程顥

1058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開始進行變法，這讓儒家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覺得這些老不死的太煩了，于是將他們統統從中央驅趕到了洛陽。這讓以程頤和程顥為代表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突然沒有政事的繁忙，閑得沒事干，就聊聊天道人生吧。

這兄弟倆從師傅的《太極圖說》的“無極”理論中，發展出“理”的概念，形成了理學的雛形。他們認為，在世俗社會之上存在一種自然規律和行為準則，周敦頤把它叫做“無極”，程頤程顥兩兄弟則把它叫“天理”。這其實非常類似于西方哲學尋求"事物本質規律"的形而上學。

二程認為，“天理”的敵人是“人欲”，天理是合理的正當的訴求（比如餓了要吃飯，困了要睡覺），人欲則是不合理的或過分的欲望（比如要吃山珍海味，要抱著美女睡覺）。每個人的人生意義都應該是不斷地去發現"天理"，并且遵循"天理"，同時去除“人欲”。總結成一句話就是“存天理，滅人欲”，這就是理學最基本的精神。不斷發現天理的過程，就是學習理學的過程。

程頤程顥在嵩陽書院講學

但很快，兄弟倆的觀點就產生了分歧。程顥的觀點是，因為人性是本善的，所以天理本來就存在我心中，所以只要在自己的內心下功夫就可以。但程頤卻認為不能僅僅在挖掘自己的心靈，天理在外界，所以必須要通過學習去尋找天理，也就是說，必須要“格物致知”。

兄弟倆有一則軼事，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有一次，兄弟倆去參加宴會，席間，主人給兄弟倆獻上美女助興，程顥對懷中美女溫存備至，程頤卻滿臉怒容，對美女看都不看一眼。回家后，程頤指責程顥有辱斯文。程顥吃驚地說：“我在宴會上，懷里有美女，心中就有美女。我現在在家里，懷里沒有美女，心中也沒有美女了。”緊接著，程顥反而指責起程頤：“再看看你，你直到現在回家了，心中還是有美女！”

無論思想多么對立，作為理學的基本精神"存天理，滅人欲"都是統一的。北宋理學大師張載用四句話講述了為什么要"存天理，滅人欲"：

可見，不同于西方哲學喜歡研究地球圍著太陽轉還是太陽圍著地球轉，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是為政治服務的，充滿了實用主義精神。

朱熹

北宋滅亡，到了南宋時，朱熹繼承了程頤的思想，將理學發揚光大，成為一代理學圣人，形成了完備的"程朱理學"體系。而陸九淵則繼承了程顥的思想，開始形成了與理學對立的"心學"，這個階段的心學就被稱為"陸九淵心學"。

理學的創立者雖然是道家，但所有人都承認，理學應歸入儒家思想。梳理它的淵源的話，在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分成了好幾派，其中有兩派發揚光大，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派"在漢朝被立為國家意識形態（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孟子的"心性派"則在多年后的宋朝改頭換面成了"理學"。

既然是來源于儒家思想，理學自然也就繼承了儒家思想的致命缺點——只能在大一統的和平年代發揮作用，一旦出現亂世，儒家思想就只能干瞪眼了。看看下面的過程：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在漢朝大一統年代風光了幾百年，到了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時，儒家就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佛系的清談，啥儒家不儒家的，人都被逼得去幻想桃花源地了。

南北朝結束后，隋唐大一統王朝到來，儒家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中。唐帝國滅亡后，中國又進入了五代十國的分裂時代，到處都是軍***，儒家又消失了。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抑武揚文”，消失了將近700年的儒家又回來了，然后搖身一變成了"理學"。

孟子的"心性派"逐步發展成"理學"

為什么儒家這么"面"呢？因為儒家思想對于政治的觀點總結起來就是"君圣相賢"，為此，他們要求皇帝和宰相"必須要這樣，必須不能那樣"。但問題是，儒家只是幻想用個人修養和道德意識來自我約束，卻從來沒有設計過一種制度來限制皇權。一旦皇帝個人修養不高，就會導致君不圣，相不賢，這時候，儒家學究們就只能一遍遍地"以死勸諫"，但是否聽從，還是皇帝的事情。

董仲舒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自己的“天人感應”思想里明確了：如果皇帝做了壞事，老天就會發怒，給王朝以報應，如果皇帝做了好事，老天就會高興，給王朝以回報。但這種帶有威脅色彩的學說，在面對昏君時，依然是束手無策，所以還是無法阻止王朝的滅亡。

理學雖然誕生在南宋，但并沒有成為主流思想，甚至遭到了殘酷迫害。朱熹晚年，發生了“慶元黨禁”，理學受到重創。直到1314年，元朝的第四位皇帝（元仁宗，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開始漢化運動，把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科舉考試的官方教材。直到這時候，理學才在全國被普遍接受，成為了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因為蒙古人的官宣才在中國普及，不得不說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朱熹《四書集注》

元朝滅亡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劉伯溫的建議下，全盤接受了元王朝的科舉制，并且由此開啟了中國歷代王朝中最嚴苛的思想控制。朱元璋把理學之外的所有思想統統列為異端學說，理學作為科舉考試的官方指定內容，凡是希望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人才就必須全盤接受。理學由此成了大明帝國的唯一思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

一種思想被確定為意識形態后，它自然就成了不容挑戰的真理，你只要遵循它那套完善的架構就可以。這就像跑在軌道中的火車，可以提速，但絕對不能偏離軌道。人們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中，補充自己的知識，提升自己的心性。如果你想創新，那也是在這個框架之內創新，所以那些多事兒的知識分子也就不會總是創造各種"異端邪說"去干擾統治，民眾思想也就不會脫離既定框架，因此國家易于管理，社會趨于穩定。

在意識形態下的思想控制

理學就是這樣一個嚴密的體系，在這套體系中，你能找到一切問題的答案。如果你找不到答案，則肯定是你的問題不對，你也就不必再去找答案，忘掉你的問題就好。事實上，在這樣一個嚴密的體系里，你根本也問不出不同的問題。哲學的本質是"質疑"，只有宗教神學才會宣揚"信仰"。最具創新精神的思想家，往往就是最大膽的質疑者，而不是虔誠的信徒。但如果你一旦懷疑，你就成了異端分子，會被迅速清除出主流群體。

正是因此，從明朝開始，中國社會進入到了一個最為保守和缺乏創新的時代，但卻是統治最穩定，疆域不斷擴大的時代。但當時的中國就如同一只巨大的井底之蛙，在穩定的政治格局下，以為自己成為了"天朝上國"，文化的保守卻讓中國不知不覺中欠下了巨大的社會發展債務，慢慢的落后于西方社會了。可以說，文化的保守導致的社會創新力降低，在一段時間內看似有利于一個社會的穩定發展，而從長遠來看對這個社會帶來的影響卻是致命的。

更要命的是，理學本身從原理上就有一個致命之處，那就是理學宣揚"天理外求"，也就是說，想要學習理學，就必須研讀經典，從外部求取天理，完善自身的知識，自己才能不斷成長。所以，當時經常可以看到私塾先生帶著一群孩子舉著書，搖頭晃腦地背誦經典。

不能知行合一，就是偽君子

但即便是語錄不離手，經典不離口，從外部生拉硬套獲取來的知識始終不是自己的。理學家們大談特談的“存天理，滅人欲”就漸漸變成了說給別人聽的口號，文采越飄越好，調子越高越好，至于自己怎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這就注定了理學家們不能做到"知行合一"。其實早在朱熹時代，就已經有人指責理學思想培養出來的都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理學家只能是講師，說是一套，做確實另外一套。

就在整個中國社會都沉浸在四書五經的保守框架時，另一種與理學對立的思想正在蠢蠢欲動——"心學"即將登場了，而且是不同于曾經的"陸九淵心學"的一種全新學問。我們下次再講心學誕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