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30%—40%難治性抑郁癥患者，現在所有的治療手段效果都不佳
文｜特約撰稿人杜建青《財經》記者信娜
編輯｜王小
成杰被推入病房，眼前是各式各樣的機器：心電監測儀、除顫器。機器屏幕上閃爍著紅彤彤的數字。5分鐘后，他的大腦里會流進130伏電壓的電流。
被抑郁癥困擾4年多，成杰用盡藥物等治療方式仍無果，醫生最終推薦了這種略顯“恐怖”的療法。
這是一種讓電流經過患者大腦，引起大腦組織的某個部位異常電流的“放電”的狀態，從而使精神癥狀減輕或消失的治療方式。相當于讓患者發作一次癲癇。
2018年初，成杰第一次在山東濰坊第三人民醫院接受無抽搐電休克治療（下稱“MECT”）。一種改良后的電休克治療。
麻醉后，成杰在睡眠中完成了治療。但“醒來”后他感到恐懼，“就像穿越到了另一個地方，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在那里干什么，腦袋變‘空’了”。
這種空空如也的感覺，至今還沒有完全消失。
雖爭議重重，對于嚴重難治的抑郁癥患者，電休克治療仍是非常有效的治療方式。有時甚至是不得不做的治療。
一些反對電擊療法的美國精神科醫生公開表示，電流會經過大腦中的額葉和顳葉，對智力和記憶力可能造成損傷。
即便MECT療法，也只一部分重度抑郁癥患者適用。“至少還有30%—40%的抑郁癥患者屬于難治性的患者，也就是經過兩種以上不同機制的抗抑郁藥物足量足療程治療仍然沒有效果。”北京回龍觀醫院黨委書記楊甫德告訴《財經》記者，這說明我們還沒發現某些抑郁癥患者的致病機理，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不得不接受的電擊療法
“一個人被一群人控制，被電擊，更像在接受懲罰而不是治療”，成杰第一次聽主治醫生提及電擊療法，第一反應就是從影視劇重看到的這些畫面。
成杰不敢拿自己的大腦冒險，“如果電休克真的對大腦有損傷，一定是不可以逆轉的”。
但對他而言，這并不是一道選擇題。
成杰剛開始發現自己的異樣是因為腹部總有灼燒感，“就像有個腰帶拴著一樣，不得放松”。
服藥兩年，每次看到一點療效，比如，發現自己每天不那么胡思亂想了，起床也不那么“費力”了，他就會自行停藥。
他有很強烈的抗藥情緒。“直到初中，感冒發燒吃藥都要靠爸媽哄著騙著，就覺得吃不進去”。每天都要吃抗抑郁的藥物——文拉法辛、艾司西酞普蘭、舍曲林四五種藥，堅持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更何況這些藥物還讓他嗜睡，無力。
2017年底，因為病情一直沒有明顯的好轉，成杰不得不住院治療，護士每天會監督按時吃藥，醫生根據成杰的狀態實時調整用藥、用量，但是兩個月后，治療效果還是不理想。
按照主流的說法，平均服藥2周—4周后癥狀才會有所改善，但是不同的人對藥物的應答所需時間不同，幾周、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情況都存在。就算找到適合自己的藥物，也僅有50%的病人對其有應答作用。
而且服藥一段時間之后，藥效也會減輕，這時患者就不得不調整用藥，或者轉向其他療法。醫生最終推薦成杰進行電休克治療。
成杰不是唯一的，河南信陽的李佩佩和重慶的王力也不得不做選擇。
2014年后的每一個夜晚，重度抑郁患者李佩佩都伴隨著失眠，每天凌晨三、四點才能睡著，早上七點多醒來，就算睡著了，也常常做夢、驚醒。
最糟糕的是，有段時間從早到晚都睡不著，持續了將近一個月，“整個人都處于一種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狀態，我眼睛閉著，外界的一舉一動，所有的聲音都能聽得一清二楚”。李佩佩告訴《財經》記者。
當確認自己患上嚴重的抑郁癥后，李佩佩堅持吃藥，氟西汀的效果不錯，服用一段時間后，她的抑郁情緒有所改善。但是，醫生開的安眠藥卻治不好她的失眠癥。
不眠不休的狀態下，“累”是她對生活的唯一的感受，“就這樣死去也挺好，至少可以好好睡覺了”，她產生了嚴重的自殺傾向。
王力在同樣的困境中。“你就是沒自尊，你就是矯情做作，才會把自己搞成這樣，你怎么不去死”，這是王力幻聽時出現的聲音。
作為一名重度抑郁患者，他常常出現幻聽、幻覺，一周可能會有七、八次，“幾乎是隨時隨地，沒有征兆地，‘它’就來了”。
王力聽到的常常是命令式的語句，很多時候都是讓他去死。很難判定這些“命令”會不會對王力造成某種心理暗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出現這些幻聽癥狀后，他開始嘗試自殺。
第一次自殺，是因為和母親的一次劇烈爭吵，***那頭，她說，“你想死就快點去死，不要浪費錢（指吃藥）”。現實和幻覺好像產生某種了交匯。掛了***，王力把一個月的抗抑郁藥合成一把，全吃了。
也是這次自殺，終于讓家人意識到王力真的生病了，他們開始送他去治療。
2020年4月初，王力第一次去看病，醫生建議他服用度洛西汀，但是卻帶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吃完藥自殺傾向更明顯了，吃過量安眠藥自殺了一次”。
王力又面臨著另一個難題：吃抑郁藥，可能會加重自己的自殺傾向。
醫生嘗試著給他換了文拉法辛，這也是一種常見的新型抗抑郁藥，但是很不幸，王力服藥后自殺傾向嚴重，并且又服藥過量了一次。
中國醫師協會發出的《改良電休克治療專家共識(2019版)》中明確：當藥物治療無效、效果不理想或不能耐受藥物不良反應的精神障礙時，可選擇MECT；若患者存在有危及生命的精神癥狀時，應當首選MECT，如具有自殺行為的重度抑郁發作。
MECT可能成為這些重癥患者的“救命稻草”。
我的記憶還能找回來嗎？
麻醉劑讓成杰放松地“睡”了半個小時，但其實電流經過他的大腦的時間大約僅0.1秒—0.5秒。
為他“睡”這一會兒，醫生、護士做了很多。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常向東介紹，為避免病人在通電狀態下產生嚴重抽搐，除了前期的準備工作，在病人進入治療狀態時，還要做必要的護理，比如將纏有紗布的壓舌板防止病人咬傷，護士也要固定病人的髖關節、肩關節、四肢等。
雖然從臨床經驗看，發生嚴重意外的概率極低，但是麻醉醫生、急救醫生都在位，心電監護、自動體外除顫器（AED）這些也要齊備，這是一個嚴密的團隊配合的工作。
醫生對待電休克療法非常謹慎，會按照操作規范讓患者甚至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雖然只是小概率事件，但是麻醉、電擊等操作依然有發生嚴重意外的風險”。常向東對《財經》記者說。
經改良的MECT治療，已成為抑郁癥治療的通用方式。會伴隨一些不良反應，“記憶丟失”是其中之一。
在經過12次的電擊治療后，成杰發現自己徹底失去了某些記憶。以前遇見一個老朋友，就可以勾起來很多回憶和細節，那些會讓人覺得快樂，“現在那些細節都沒了，他對你來說就陌生了很多”，他每次裝作很熱情，“但其實內心拿不出那么熱烈的感情來”，成杰覺得別扭，漸漸地也不愿再見以前的老同學了，“現在人情（指和朋友的關系）很淡漠”。
成杰覺得自己好像變了一個人。他一直有一個疑問，“當時醫生說記憶在一個月之內可以恢復，但是如今三年過去了，為什么還是找不回那些失去的記憶？”
相比成杰，王力是幸運的。做完電休克后，失憶好像只會持續一天。
2021年1月底，王力第一次電休克治療后，王力甚至忘了爸爸——從治療室出來后，在護士的陪同下王力從治療室回到病房，一直等在治療室外的爸爸上前來接應，但沒想到聽到了他可能此生難忘的一句話：“你是誰？”爸爸苦笑著回答了他。
每回想當場的場景，王力還是覺得極度尷尬，“當時整個人都‘懵’了，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出現在醫院里”。
“忘記爸爸”這件事只持續了一覺的時間，睡醒后，王力的記憶也慢慢的“蘇醒”了。
“后面幾次治療的時候，我基本上上午做完，吃完午飯后就會想起來所有的事情”，接受8次電擊治療后，王力的自殺傾向改善了很多，也沒有感覺自己認知能力有明顯下降，“至少現在數學題做得比生病時快”，王力告訴《財經》記者。
抑郁癥致病機理仍未知
成杰無比后悔自己接受電休克治療的決定。“感覺自己沒有靈魂”，是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
他一直信奉一句話：寧愿做痛苦的人，不愿做？快樂的豬。“以前雖然是痛苦的靈魂，也好過現在沒有靈魂”。
對于出現丟失記憶這樣的不良反應，楊甫德分析，這種記憶減退往往是可逆性的。在電休克治療停止一個月之內，記憶多半會恢復。
有些患者在電休克治療后，記憶仍然長期無法恢復。楊甫德認為，在電擊強度，時間等各方面規范的情況下，發生這種情況應該屬于個例，引發原因可能會比較復雜。
改良后的電休克治療對人體傷害降低，但依然頗有爭議。
有學者便提到，MECT治療有可能引起腦組織結構上的改變，如與記憶明顯相關的海馬區域，由于其對缺血、缺氧極為敏感，在經過MECT治療后，有可能出現一些結構變化。
2018年，美國精神健康監督機構國際公民人權委員會（CCHR）曾發布一項公告稱，電擊裝置從未進行過證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臨床試驗。
在常向東看來，MECT治療仍是一種需要非常謹慎推薦的治療方式，“必須得到患者本人和監護人的共同同意，治療前都需提前簽好知情同意書”。
遇到病情嚴重的病人，甚至要配備一個醫生團隊，以防病人出現意外。“急救醫生、麻醉醫生，心電監護儀、除顫儀，這些都得準備。”常向東說。
有時，MECT仍然是一種不得不做的治療。
如果藥物治療控制效果不好，就得考慮電休克治療。楊甫德說，“對于嚴重難治的抑郁癥患者，電休克治療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治療方式。”
這與人類對抑郁癥本身的認識仍不足息息相關。一位心理領域研究者認為，抑郁癥的致病機制一直沒弄清楚。現有的各種療法，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釋抑郁癥的成因。
研究者知道抑郁者患者會出現神經遞質異常，有一些免疫原性反應，或者神經退行性病變等。但到目前為止，都不確切。
“至少還有30%—40%的難治性的抑郁癥患者，楊甫德說，這也也說明我們還沒發現某些抑郁癥患者的發病原因。
這肯定是困擾抑郁癥治療的一個難題。
（文中成杰、李佩佩、王力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