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不僅僅是一個自娛自樂的創造過程。它需要觀眾、需要認可、需要共鳴，它之所以成為一種欣賞與被欣賞的載體，是因為它存在著“傾訴”與“傾聽”的兩者交互關系，或者說是一種表現與接納。而這種認可則是欣賞者通過對藝術作品的表象感知帶來情感上的喚醒，從而達到欣賞與認同。這種感知是“傾訴”的入口，從中喚醒情感，這種喚醒效果就是“傾聽”的目標。藝術也正是因為表達著這種“傾訴”與“傾聽”的關系從而具有表現力與感染力的。
藝術是基于情感的表現與表達
人們看電影、聽音樂是在經歷、參與、體驗其他同類的情感旅程，是在滿足與生俱來的欲望，而當我們有表達情感的欲望，無疑會采用一種最恰當的方式，將這種情感寄托在一種行為或一件物體上，以此達到同類間溝通目的。這個過程中所引起的情感共鳴大體可分為情感表現的初級階段、二級階段和三級階段。
初級情感表現的產生是無意識的并且不經過思考的潛意識行為，比如：“哭泣”，這是人悲傷時采取的最直接最天性的行為；情感的二級表現通常是有意圖的，并具有一定的表現力。這種情感的二級表現是自由的，無論當事人是否自知，在旁觀者的角度或被傾訴者的角度來看，這種情感的二級表現過程是具有表現力；情感的三級表現則是一個物化的、儀式化的過程。經歷了情感的三級階段后，我們的情感終將變為一種實體，它可能是語言、文字、音樂、繪畫或電影等任何我們所擅長的情感物化的載體。
電影或者電影音樂等藝術作品是藝術家的情感物化后所產生的藝術作品，當我們看到、聽到一部影片所表達的畫面與故事情節時，我們所產生的情感正是我們所經歷過的，聽說過的事情與電影中所訴說的感情的共鳴。是一種再現或是體驗。當情感的初級表現在銀幕或音樂中經過二、三級的情感，表現手段而表達出來的時候，表現力是很驚人的。
色彩與節奏是電影重要的傾訴手段
當電影藝術在注定成為一個講故事的最佳載體時，它便不斷吸收、創造各種“傾訴”手段。電影語言(色彩、光線、剪輯節奏、拍攝角度等)與音樂旋律一樣本來是無生命的，然而當在特定的環境與情景中賦予它們權利去表現情感，就再也沒有比它們直截了當的中介了。
色彩是電影中獨具魅力的語言。在梁明老師拍攝的電影《兩個人的芭蕾》的攝影闡述中提到：“……除了整體構思和局部重點場景的設計以外，我覺得要將所謂‘精神’視覺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單個色彩意象符號的設計。”
這種重點的強調是把主觀意象視覺符號化，而被符號化的色彩與道具設計的每場重要的戲中。在《兩個人的芭蕾》中，藍灰色作為整體基調的影片里讓紅旗袍與紅綢帶的紅色顯得格外顯眼，而帶給觀眾的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在紅色的出現的段落中感到了情感上的溫暖。這反復強調的紅色就是作者想讓別人看到的，主觀意識濃烈的傾訴點。
再說節奏，影片的節奏首先是與總體風格一致、有內在邏輯的，其次也要符合內容的表達要求。藝術家要按照“影片的內容與形式做出主觀選擇，并要求創作者對劇情敘述、人物心理和情緒有準確的把握。”節奏的重要性在某方面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表達手段，就像蒙太奇與長鏡頭理論一樣，是可以將世間戲劇化或者尊重并再現時間鏡頭語言，無法缺失。
在電影《套馬桿》中的很多鏡頭的銀幕時間幾乎和現實時間相同。其中有一段牧民為了招待遠方來的客人而殺羊迎接的情節，而這個相當長的過程被導演全部記錄了下來。這樣細細地描繪了生活的原來面貌，在觀賞過程的進行中漸漸表現了屬于真實時間本身的張力，是無法重組、剪切的。只有通過這種漫長的實錄，才能表達招待客人的莊重，才能讓觀眾體會到主人公在這殺羊過程中舉手投足間的熱誠。像一種固有的心跳節奏，無法加速。這種緩慢的表達源自情節的需要、導演的需要，是局部與整體的統一美。
但是如果作者并沒有表達出時間流逝的真實感，影片緩慢的節奏也沒有內在理由，那么帶給觀眾的就只能是沉悶而乏味的“慢”。
變化的節奏是可控制的。如同影片《黃土地》，電影的總體節奏是緩慢的沉穩的，但是腰鼓陣那個段落卻突然地高亢起來，由24個鏡頭組成。這種從靜默到激昂到突然變化，是導演安排的爆發在適當時間，使得他個人的思想和觀眾的經驗感受直接地聯系起來。
控制影片節奏的變化則是通過：鏡頭長短的變化、不同景別的變化、鏡頭內人物的運動變化的。比如，鏡頭內人物的運動會讓影片節奏產生變化：在影片《兩個人的芭蕾》中，有一場仙媽在廚房忙碌的戲，導演利用鏡頭內部的人物運動，造成了忙碌的節奏感。雖然鏡頭只是穩穩地以旁觀者的角度安靜地表現著，但演員緊張的肢體動作和快速的位置運動讓畫面氛圍也隨之帶動了起來，讓觀眾體會到了對劇中人物的理解。
主觀旋律與有源音樂
電影音樂本身是為了畫面感染力而誕生，是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來為畫面服務的，這與MV中的音樂或單純的大型交響樂著作都不相同。它的主要功能有：抒情、表現性格、帶動劇情、象征意味和展現獨特的地域特征。與《兩個人的芭蕾》中反復出現的紅色一樣，在王家衛《花樣年華》中用過的一首很多人都聽過《Ouizas，Ouizas，Ouizas》，其中的歌詞與旋律無疑讓作者是想表達的情感像咒語一樣重復的強調。主觀旋律的功能昭然若揭。
利用電影音樂的象征意味，很多導演采用了畫面與音樂不相配的做法。只要導演很清楚自己的意念，并能清楚地將音樂運用到想要參與的段落時，具象的電影藝術和抽象的音樂融合在一起，就更容易撼動觀眾的綜合感官。
在電影《猜火車》中，影片以《PerfectDay(完美的一天)和BornSloppy(天生懶惰)》這兩首歌來表現吸毒與解毒的不同感受與體驗，歌中帶有迷幻色彩的沉悶抑郁的低音和混亂不安的音樂節奏使吸毒者歇斯底里的病態的內心情緒徹底地發泄出來。并搭配一些有迷幻色彩的夢幻一般的畫面搭配，將那種絕望的痛苦表現得非常透徹與清晰。
在王家衛的《花樣年華》、《重慶森林》、《墮落天使》等影片中，由電影音樂主導攝影、剪輯風格的段落占了很大篇幅。與傳統電影的創作過程不同，其中的電影音樂并非是在電影***后期創作而成，而是在電影段落未完成之前就為畫面效果提前確定了基調。
有源音樂又被稱為環境音樂，這些的音樂使用成為王家衛的電影所特有的傾訴手段，也成為使觀眾更有目標性傾聽的明確路標。
在影片《墮落天使》中，黎明與李嘉欣所飾演的人物有一場使用點唱機表達感情場景：男主角想要告別他的殺手生涯，因為不想面對與女主角交流的恐懼與無奈，他選擇用一枚硬幣點一首點唱機里的歌曲，借此表達自己想說的內容。當女主角聽到唱機里的第1818號那首歌，當《忘記他》的音樂從點唱機里緩緩流向她的時候，女主角就明白了男主角想要表達又無法面對的意思，觀眾也同時明白了這種感覺。而那首歌也再不僅僅是一首為環境服務的有源音樂，而成為一種不需要直說的語言。
電影畫面與電影音樂的交織效果
人們的聽覺在傾聽聲音的時候通常會不自覺的運用三種方式：因果聆聽、語意聆聽和選擇性聆聽。在視覺身影中也是一樣，我們不自覺的采用攝影剪裁藝術的框，將自己想表達的留下，不需要的剪切掉，使得觀眾的銀幕中注意到的東西和平時任何人都注意到的東西區別開來，引導觀眾的感官來到自己傾訴的要點。而反傳統的電影音樂與拍攝手法就是這種更加主觀化的傾訴。
有源的電影(聲音)具有很強的精神狀態的指示能力，有源的電影音樂(聲音)具有很強的精神狀態指示能力，它可以改變觀眾的感受或者強化作者想讓觀眾感受到的感受，和看到剪切緊密的畫面蒙太奇排列時會產生急促的情緒波動一樣，就像我們在聽音樂時，我們會把音樂當作一種語言去傾聽而不僅僅當它是空氣的振動。當電影音樂與電影視覺語言經過安排和設計結合在一起時，必須會產生更強烈的藝術效果(感受)。
一個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其實是由創作者和欣賞者共同完成的，導演(作為表現者)與觀眾(作為體驗者)都在心靈上有認同與渴望認同的同類、另類渴望(欲望)。當彼此有了溝通的欲望時，“好看”和“好聽”的追求也就是作為欣賞者最基本、最直接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因而也應該是作為創作者最應該追求的藝術效果。
而何為真正意義上的“好看”和“好聽”？這并非傾訴與傾聽的過程。除非欣賞者保持一種病態的觀點，否則其傾聽藝術作品的反映必然是具有“普遍性”的。這種經驗與情緒的感知或者說認知，正是傾訴與傾聽之間的交互關系，是表現與接納。觀眾所接納、傾聽的正是作者的經歷，觀眾所體會的也是自我經歷的重復體驗，從而通過二級和三級的情感表達體驗到初級的情感表現的感染力。而這種感染力實際上是共同完成的，這也是很多電影獲得高票房的原因。
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有三個尊重：對人物的尊重，對規矩的尊重：對生活的尊重。
正是以這樣的尊重，電影才能在尊重觀眾情感變化的過程中達到更深刻的闡述。就像在談話中的雙方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一樣。當傾訴與傾聽的雙方在心理上相互尊重的想法時，溝通才可能實現。當然，每個時期都會出現個別小受眾的電影，其創作者創作出來的藝術表現力一般都很狹隘，只局限于滿足自我的傾訴欲望，而忽略了大眾傾聽者的感受。這種自顧自地傾訴方式沒有了傾聽、沒有了觀眾，結果令創作者個人非常癡迷的作品多數化作了過眼煙云。不僅令觀眾很難理解和接受，更很快就被遺忘了。真正的藝術是在“傾聽”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