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你已著手寫自殺遺言了嗎?”“想怎么死?”“自殺行動準備的怎么樣?”這樣近乎冷血的提問,卻被放進了上海長寧區部分中小學心理測評的題目之中。
消息一出,即刻引發網絡熱議。部分家長認為心理測評用詞過激,會對孩子產生不良導向。但也有家長提出:“如果的確是重度抑郁癥患者,那么自殺等問題是不可避免要出現的。”
11月19日,上海市長寧區教育局發布公開通報,表示該局已要求停止該調查問卷工作。通報還稱,經初步核查,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中心和該據相關科室對問卷內容審核把關不嚴,引發學生困惑和家長擔憂,對此致以誠懇的歉意。
這份問卷讓青少年抑郁癥篩查備受關注。實際上,推進學生抑郁癥篩查工作,近些年來已成為教育的一大重點議題。前不久,教育部已明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但是,良好政策之下的落地實施卻面臨現實難題。上海長寧心理測評有關“自殺”的提問,讓青少年抑郁癥篩查陷入兩難抉擇。人性的提問與準確的篩查,究竟應該如何去平衡?
究竟,一份合格的青少年抑郁癥篩查表,和成年人有多少區別,對于兒童的抑郁癥篩查,需要更注意哪些問題?紅星新聞記者深度對話多名心理專家以及罹患抑郁癥少年的家長,以求找出最佳答案。
上海長寧部分中小學心理健康測評因“自殺問題”惹爭議
長寧教育局:對問卷內容審核把關不嚴,誠懇道歉
11月18日,有家長在網絡平臺反映,上海市長寧區多所學校面向學生開展了心理健康測評,但測評題目卻有多處涉及自殺問題,引發家長強烈反對,不少家長擔憂,類似提問或存在誘導學生自殺的傾向。
網傳學生家長質疑當地中小學心理測評內容圖據鳳凰網微博
網傳學生家長質疑當地中小學心理測評內容圖據鳳凰網微博
根據網傳家長爆料的題目截圖,紅星新聞記者了解到,該份調查問卷共有120余道題目,其中有近40道涉及“自殺”提問,包括“想怎么死”、“自殺行動準備的怎樣”、“遺書寫沒寫”等內容。
有家長在網絡表示,包括江五小學、包玉剛實驗學校小學部在內的長寧區多所中小學,目前都已做過這份心理測評問卷。其中,小學四五年級電腦作答,中學則是抽查,填寫問卷前并未提前告知家長。
此前,紅星新聞記者就上述現象致電相關學校及長寧區教育局,但***均未被接通。據極目新聞報道,有涉事學校老師表示,該調查問卷由長寧區統一安排。此外,新京報11月19日報道稱,有知情人士透露,包玉剛實驗學校中學部學生沒有參與,小學部也并非所有學生都參與。
“小學生心理測評出現自殺問題”一時間在網絡引發熱議。11月19日,上海市長寧區教育局公開發布情況通報,表示該局已要求停止該調查問卷工作。
通報回應稱,經初步核查,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中心和該據相關科室對問卷內容審核把關不嚴,引發學生困惑和家長擔憂,對此教育局致以誠懇的歉意。將進一步調查處理,并吸取教訓、舉一反三、嚴格管理,密切家校溝通,共同守護好學生的身心健康。
長寧區教育局回應內容
2020年,中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達24.6%
教育部已明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
抑郁癥,一個越來越被社會所熟知的名詞。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中明確將抑郁癥定義為精神疾病。根據國家衛健委此前發布的《抑郁癥防治核心信息》中的定義,抑郁癥屬情感性精神障礙疾病,常伴隨焦慮發生,臨床體現為“三低”——情緒低落,興趣減退,動力不足,且持續至少2周以上。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已有超過3億抑郁癥患者,近十年來增速達到18%。其中中國就有5400萬患者。近些年來,抑郁癥群體更呈現出低齡化趨勢。
根據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今年3月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中國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郁檢出率為7.4%。另據世衛組織給出的報告:抑郁癥的最壞后果即可能導致自殺行為,這也是目前15-29歲人群第二大死亡原因。
抑郁癥正逐步成為當前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健康威脅之一。關注中小學生的心理活動,也越來越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
紅星新聞記者梳理發現,2016年***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就明確要求,加強對抑郁癥、焦慮癥等常見精神障礙和心理行為問題的干預,加大對重點人群心理問題早期發現和及時干預力度,提高突發事件心理危機的干預能力和水平,全面推進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
同年,原國家衛計委等22個部門共同印發的關于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成為我國首個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宏觀指導性意見。文件明確了***社會工作參與心理健康服務的路徑和***,強調了***社會工作在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完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到2019年,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衛生健康委、婦兒工委辦公室、共青團、婦聯、關工委等12部門聯合發布《健康中國行動——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方案(2019—2022年)》中也明確要求,到2022年底,基本建成有利于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會環境,形成學校、社區、家庭、媒體、醫療衛生機構等聯動的心理健康服務模式,落實兒童青少年心理行為問題和精神障礙的預防干預措施。
2020年9月,國家衛健委也發布了《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方案中明確,到2022年,公眾對抑郁癥防治知識的知曉率達80%,學生對防治知識知曉率達8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方案將青少年群體設定為重點人群,要求各地加大干預力度。具體來看,方面要求,中學、高等院校均設置心理輔導(咨詢)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課程,配備心理健康教育教師。將心理健康教育作為中學、高等院校所有學生的必修課,每學期聘請***人員進行授課,指導學生科學認識抑郁癥,及時尋求***幫助等。
今年7月,教育部進一步印發《關于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中小學要將心理健康教育課納入校本課程,同時注重安排形式多樣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等。
就在前不久,教育部還在官網中公布了對政協《關于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郁癥防治措施的提案》的詳細答復,其中明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教育部對防治青少年抑郁癥給出答復
陷入兩難的青少年抑郁癥篩查:
人性提問與準確篩查,到底如何平衡?
包括本次上海長寧地區的中小學在內,近一年多來,國內多地中小學正逐步開展起針對青少年群體的校園心理測評。
“這樣的舉措肯定是有利于我們重視每個孩子的心理教育,至少能讓家長、教師都能參與到關愛學生心理這項活動中來。”在成都某小學帶6年級的班主任張老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去年學校已統一安排了全校5—6年級的學生開展心理測評,孩子的課表上也同樣增加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課程。
與上海長寧區學校的測評方式不同,張老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其所在學校開展心理測評均采取線下問卷調查的形式,題目在50道以內,均為選擇題。但為方便后續鎖定出現“心理問題”的學生,問卷要求學生實名填寫。
對于實名填寫問卷,張老師也認為:“這或許并不能真實反饋學生的心理狀態。”她指出,因為不具匿名性,所以病恥感也好,或者出于對自我隱私保護也好,都可能成為阻礙學生填寫問卷的真實性。
除了實名性的擔憂,張老師介紹,作為班主任,她在發放問卷前,都會提前查看問卷內容,在確保問題準確無誤,沒有過激提問的前提下,才會發放給學生。“所謂過激問題,其實就是涉及學生敏感,諸如暴力、血腥、自殺、自殘等問題,以及是否存在不適合學生觀看的圖片,沒有這些內容,才能發給學生。”張老師說。在她看來,此類過激的詞匯反而會讓學生引起不適,存在錯誤的價值觀導向。
“但如果是一名罹患重度抑郁的孩子,自殺傾向的話題是不可避免要被問及的。”作為一位中學生家長的王先生卻給出了一個不一樣的說法。
王先生是一名14歲女中學生的父親。1年前,她的女兒被醫院確診為重度抑郁,且需要入院治療。而讓王先生發現女兒罹患抑郁癥的跡象,正是女兒的自殘行為。
“我們是離異家庭,孩子一直性格內向,初中開始住校,大概是因為學業壓力和不適應集體生活,女兒在讀初一時,就出現過曠課、懼怕社交,到后來就有了劃傷胳膊等自殘行為。”
王先生此前卻并未將女兒曠課、恐懼社交與抑郁癥聯想在一起。直到胳膊上出現刀傷,老師把***打到家里,他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并帶孩子前往醫院就診。
在醫院里,王先生的女兒同樣填寫了抑郁癥篩查表。“其實篩查的題和網上能找到的差不多,都會涉及自殺話題,但不會問為了自殺做了哪些準備工作。”王先生說,女兒完成的抑郁癥篩查測評中,有諸如是否存在持續性的輕身念頭、是否有厭世的情緒等,但不會問諸如寫遺書、寫設想的自殺經歷等。
同時,在醫生面診環節,王先生回憶稱,雖然也會問自殘行為等,但并不會如此僵硬,而是循序漸進,關注孩子的情緒變化,用鼓勵和探尋的方式誘導孩子說出“真心話”,而非單刀直入提問。
在王先生看來,不少孩子甚至家長其實并不能意識到孩子有沒有抑郁癥,或者搞不清抑郁癥與抑郁傾向的區別,但如果真的是重度抑郁,有關“自殺”的問題或許無可避免。“沒有這樣的提問,就難以確保篩查的準確性。”
但對于上海長寧部分學校的篩查題目,王先生同樣不認可。“即便為了準確篩查,也不應該過激地讓孩子去回憶、討論,甚至誘導提問。”王先生表示,具體應該怎樣去平衡,這或許更應該交給***的心理醫生去完成。
問卷內容截圖
什么是合格的青少年抑郁癥篩查量表?
心理專家:測量方向,提問方式,題目數量都應區別于成年人
青少年兒童的抑郁癥篩查,是否應該與成年人的篩查標準和設問方式存在不同?長期從事青少年抑郁癥研究,現任廣東省心理衛生協會心理健康促進與管理委員會秘書長胡三紅給出肯定的回答。
胡三紅告訴紅星新聞記者,目前我國對抑郁癥患者采取的篩查手段,主要以量表形式來進行篩查。但他同時指出,盡管用于篩查的量表分年齡段,但常見的心理測量量表仍以成年人為主。
“由于成年人和青少年兒童所面臨的壓力來源不同,所以成人心理測量量表與青少年兒童心理測量量表的側重點應該有所不同,且提問方式應該更考慮青少年的接納程度。”胡三紅說,因此在青少年兒童與成年人抑郁癥篩查量表的設計上,應該體現出多方面不同的側重點,一是測量內容,二是測量方式,三是測量題目的有限性。
胡三紅指出,青少年兒童的心理問題誘因多來源于學業壓力、不良親子關系、校園人際關系壓力以及隨著升學而改變的生活與學習環境改變帶來的壓力,因此在抑郁癥篩查中,應該更注意來自上述問題的測量。
同時,胡三紅表示,由于青少年兒童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普遍低于成年人,因此在實際應用中,青少年兒童心理測量量表數量需要少于成人的心理測量量表數量,否則后期會引起青少年兒童的方案和排斥。
對于本次上海市長寧區多所學校校面向學生開展心理測評的行為,胡三紅認為,其出發點是好的,但題目中涉及的“想怎么死”、“自殺行動準備的怎樣”等內容一方面會引起家長的不適,另一方面也欠缺對學生理解能力的考量。
胡三紅表示,這些過于直白的詞,從應用上來講并不適合青少年兒童。對于情緒低落、自殺等詞匯的含義,未成年人也并不一定能理解,因此最終得出的結果也不一定準確。
抑郁癥量表篩查能準確篩出抑郁癥患者嗎?
專家提醒:篩查與臨床診斷標準有顯著差異
“我們應該意識到,面向全校學生發送的心理測評量表,只適用于沒有癥狀的學生群體篩查,它與臨床上用于確診抑郁癥的診斷標準有著顯著差異,也并不具備完全的參考價值。”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曲姍表示,學校推廣面向全體學生的心理測評,并非是潛在抑郁癥患者走進醫院為了確診和治療而做的科學心理測量。其意義更類似于社區為群眾開展血壓測量,但并不能從血壓數據來判斷罹患了怎樣的疾病,而是提醒對方關注血壓變化,如有異常還需進一步就診。
“所以這樣的普遍性篩查,更多的價值是反映孩子在一段時間以來的情緒變化,提醒家校雙方關注孩子壓力的來源和承受能力,它與醫學上標準的測量體系,并非是同一個出發點和同一個作用體現。”曲珊說。
基于這樣的出發點,曲珊認為,面向所有青少年群體的心理測評量化表,更應該反映學生對周圍學習生活、朋友關系、家庭環境的感知以及近期顯著的情緒變化,而非直接提問涉及自殺的話題。“因為如果已經上升到自殺層面,那需要的就不單是心理測評,更應該及時就診。”
此外,曲珊指出,由于量表的實名性,無可避免的會造成測量結果的隱瞞,因此在參考價值上也打了折扣。這也同樣是量表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對于青少年兒童的心理健康篩查問題,胡三紅也提出,并不能偏信心理測評使用的量表,因為在實際測量中所選擇的量表并不合適,再者青少年兒童的心理是否出了問題還需要老師和家長在學習生活中認真觀察孩子的情緒狀況。兩者結合,才能做到真正地篩查出有心理問題的青少年兒童。
“科學的確診方式,量表只是一個輔助工具,更需要一對一的面診。”曲珊指出,如果家長發現了孩子情緒問題的端倪,最需要的就是帶孩子就診。即便在就診環節,兒童青少年與成年人也并不相同:“兒童確診,因為描述問題的不準確性,所以醫生必須要和家長交流,從側面切入。”因此,這就對家長的關注度提出考驗,也更加印證了一張量表的不足性。
青少年兒童心理測量量表該如何更科學?
專家呼吁:普及性的心理測評,建議組建專家團隊共同研發
“從臨床上來看,目前是有國際通用的青少年兒童心理測量量表,且不同年齡段又有不同的量表。”胡三紅說,青少年兒童心理測評過程中所使用的量表是既定的,從科學嚴謹的角度來說,問題中的***詞匯并不能隨意更換,隨意更換就會導致量表準確性大打折扣。
眼下,各個學校采用的青少年普及性的心理測評量表,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因此,曲珊告訴紅星新聞記者,為了提高篩查的準確性和可實用性,或建議各地區組織當地***的心理醫師團隊,以研討會的形式來確定更具科學性的青少年心理測評量表。
“從現在的臨床數據來看,大部分青少年出現抑郁癥最終導致悲劇,其原因更多在于沒有及時發現疾病的存在,或者排斥治療,不遵醫囑。”因此,曲珊認為,合適的青少年兒童測量量表制定,有利于早期發現孩子的情緒問題,及時疏解。另一方面也可不斷鼓勵家長和學生積極接受治療,減少病恥感。”
“我們沒有人想看到青少年兒童因為抑郁癥而走上不歸路,面對目前兒童、青少年群體的抑郁癥篩查、救治存在的不足,校方和家長都要對青少年兒童的心理問題有足夠的重視。”胡三紅也建議,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對家長和孩子進行抑郁癥相關知識的普及,讓家長認識到在未成年人特殊時期,給予孩子情緒問題更多的關注,在發現問題時及時對孩子伸出援手,避免讓孩子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陷入抑郁癥的深淵。
“抑郁癥并不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能夠在早期進行一些干預,比如心理咨詢以及藥物治療等手段,抑郁癥能夠在及時治療之后痊愈。”曲珊說。
紅星新聞記者楊雨奇吳陽實習生艾小文北京報道
編輯柴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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